特立独行的犬儒主义者已经消失无踪，剩下的是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依旧是世人眼中的犬，但已经不再具有第欧根尼式的野性和力量。

　　近几年，犬儒主义成为流行于中国知识界的热词。文化人或者用它自嘲，或者以之讥讽自己的同类。在这两种用法中，它都是贬义词。

　　不过，使用这个标签的人大都在望文生义：犬者，狗也；儒，文人的雅称，知识分子的别名。把狗和文人联系起来，显然具有明显的贬损意味。受此暗示，他们喜欢用它意指某些猥琐的精神状态：随波逐流，蝇营狗苟，卑躬屈节，玩世不恭，等等。然而，望文生义终究不可靠。面对翻译过来的词汇，它更可能意味着完全的误解。由于某些原因，翻译家有时也会制造幽默，譬如将白人哲学家的名字译成黑哥儿（后来改成黑格尔了）。事实上，犬儒主义这个称号有两个来历，但均不蕴含贬义：其一，其创始人安提西尼曾经在一个称为“快犬”的竞技场发表演说，其二，该学派的人像狗一样生活简朴。前者是个中性的表述，后者则近乎赞美。

　　根据流传下来的材料，早期的犬儒主义者虽然被称为狗，但绝非猥琐之辈，相反，他们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精神高贵。其中，希腊大哲第欧根尼曾展示了典型的犬儒风度。此君平时住在木桶里，以讨饭为生，但怡然自得。有人讥笑他活得像条狗，他也丝毫不感到窘迫。有一次，凯旋归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前去拜访他，问他需要什么，没想到他的回答极为干脆：“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意味深长的是，亚历山大非但没有龙颜大怒，反倒对随从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第欧根尼。”显然，在亚历山大眼里，这位大哲尽管性情乖戾，但却表现出足以自己匹配的高贵气质。不过，第欧根尼绝不是在摆谱，而是在实践他所追求的道德法则：只要你对于幸运所赐的财货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之中解放出来。不幸的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少之又少，可谓珍稀物种。为了与自己的理想伙伴相遇，他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提着灯笼在城里游走：“我在找一个真正的人。”毫无疑问，在第欧根尼的词典中，犬儒主义是高贵、自由、独立的同义语。对于这样的犬儒主义，我们恐怕只有敬仰的份儿。

　　可以想见，倘若第欧根尼的传人一直拥有这种风骨，犬儒主义将是永远的褒义词。不幸的是，假设总归是假设，犬儒主义还是发生了令人扼腕的蜕变。事实上，在早期犬儒主义那里，危机已经潜伏于貌似自由无拘的生活方式中。它单纯寄希望于道德上的操守，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法则；满足于说不，但没有明确的目标；由于这种凌空高蹈的风格，愤世嫉俗的态度很容易演变为玩世不恭，蔑视规范的处事方式则会滑向虚无主义；如果说在其出现之初，成员们还可以凭借信念的力量保持精神的高贵，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后来者难以维系灵魂的尊严。面对世俗的诱惑，他们往往欣然笑纳。为了安慰自己，这些怪才们不得不玩起了文字游戏。在他们看来，既然没有什么是了不得的，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是要不得的。于是，高贵和卑贱的界限消失无踪，区别善与恶的尺度被遗弃，随波逐流成了生活的常态。

　　从表面上看，潇洒的风姿仍在，旷达的性情犹存，睥睨世俗的傲气依旧四溢，但只剩下皮毛和伪装。他们尽管依旧妙语如珠，却已经掩饰不住精神上的颓势。特立独行的犬儒主义者已经消失无踪，剩下的是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依旧是世人眼中的犬，但已经不再具有第欧根尼式的野性和力量。就此而言，王尔德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最终，犬儒主义沦落为纯粹的贬义词。

　　第欧根尼生活于公元前404年和前323年之间。对于两千多年后的生者来说，他和其弟子的故事已经是遥远的传说。在谈论他们时，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关注的是自身的心灵状态：历史上的犬儒派虽然已经烟消云散，但犬儒主义并未消失；面对利益和压力，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犬儒主义者，均会重演犬儒派的蜕变轨迹；以历史上的犬儒主义者为镜，今人可以审视自己的精神形貌。从这个角度看，不断重温犬儒主义的故事，无疑具有真切的现实意义。（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