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两堵墙，前后百米长。德义中间走，礼让站两旁。”安徽桐城著名的“六尺巷故事”搬上中央电视台猴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台后，一时间家喻户晓。笔者由此想到正在展开实施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身处改革中的每位同志也应有“六尺巷”的精神，在礼让中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如同革命需要付出牺牲一样，改革阵痛和代价不可避免。面对进退去留、利益得失，党员干部是争更好岗位、争个人利益，还是从部队建设大局出发，甘于礼让贤能、自我牺牲呢？我们不妨想想革命战争年代，那时的官兵经常面临生与死的考验，而且在很多重要历史关头毅然舍弃个人的名利地位，他们用实际行动给出了响亮回答。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民族利益、夺取抗战胜利的大局出发，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3个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4个游击支队，一大批军、师、团领导干部降格使用，许多指挥员变成战斗员。刘伯承、贺龙、陈毅、谭震林等人由原来的方面军总指挥、军长降为师长、支队司令员和副司令员，还有一大批师长、团长降为营长、连长，曾经指挥8万部队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副师长。但各级指挥员不折不扣执行命令，用高度的纪律性彰显了共产党人牺牲个人利益、服从维护大局的坚强党性，带领部队义无反顾上战场，使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是“争”还是“让”，不仅是个人的态度问题，还折射出一名党员干部的党性与觉悟。一个党性观念很强的人，不只是在口头上说“听党的话、跟党走”，更重要的是在个人名利、进退得失面前作怎样的取舍。1955年秋，全军将实行军衔制。许光达闻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后，夜不能寐，忐忑不安，觉得大将衔“授得太高了”，向军委提交“降衔申请书”，要求“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毛泽东看过“降衔申请书”后，甚为感动，拿着报告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说：“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道德经》有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事实证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修养好品格境界，锤炼出过硬本领，比那些总是把精力用在“争”上的人，更能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在深化改革中，个人讲服从，组织讲负责，最大限度地做到人尽其才，应当是各级组织统筹考虑安排的事情。国家好，个人才会好。军队在改革中凤凰涅槃，真正成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基石和支柱，个人才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而对身处改革中的每名同志来说，则应当从个人小我的利益羁绊中摆脱出来，自觉在改革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拿出应有的担当，让出应有的境界，在这场大考中彰显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代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