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个革命者之间的一桩公案。萧楚女和杨闇公，一位是“天才的为全国学生景仰的领袖”（周恩来语），一位在加入中共前曾领导过“南昌起义预演”的泸顺起义。而在杨闇公日记和共青团中央档案中，却真实记录下两人在重庆工作时的一段严重分歧。

　　一

　　杨闇公对萧楚女愤怒不已。

　　1924年9月21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的会议上，萧楚女严厉批评团的主要负责人唐伯焜.团员张恺也发表相同意见，使得“声势更大”。杨闇公身患重病，见此情形，不得不提振精神，抱病发言，“振神指其奸谋，众为不惑”。会议最终毫无结果，但杨闇公强烈怀疑萧楚女的意图就是破坏重庆地方团。

　　杨闇公实在是误解了萧楚女。事情还得从1923年说起。

　　1923年，萧楚女突然得知，重庆地方团团员潘学海居然与川军军阀吕超订立协定，吕超向成都、重庆、泸州三地地方团每月接济100元，并给办事人员每月5元。此事一旦属实，成都、重庆、泸州三地地方团必然沦为军阀附庸。兹事体大，萧楚女立即上报青年团中央。

　　团中央对“潘吕缔约事件”高度重视，同时，团中央对重庆地方团的工作也并不满意。重庆地方团一直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例如，重庆《新蜀报》在宣传新文化运动方面影响很大。及至1923年6月，萧楚女到重庆受聘任《新蜀报》主笔，在报上发表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文章，使报纸发行量大增，成为重庆地区的雷霆之声。如此报纸，实在是难得的舆论平台。但重庆地方团的唐伯焜等人却持门户之见，批评《新蜀报》是军阀杨森的机关报，写信请求团中央不要被迷惑。此外，重庆地方团由于个人之间的矛盾，向团中央屡屡攻击成都地方团领导人王右木，用词之尖锐，远远超越了同志之间的批评。

　　更令团中央不安的是，重庆地方团的工作开展得一直不甚得力，主要负责人唐伯焜存在能力和素质问题。恽代英在成、渝两地活动期间，就曾向团中央反映唐伯焜“近荒唐而多虚荣心”，居然把团书记的身份印在名片上。

　　既有萧楚女报告“潘吕缔约事件”，又兼恽代英反映重庆地方团相关情况，重庆地方团的问题对于团中央已如鲠在喉。综合考量之下，团中央在1924年9月1日决定任命萧楚女为特派员，整顿重庆地方团。

　　萧楚女清楚这一任务的难度。在重庆地方团相关领导看来，他作为《新蜀报》主笔，早已被视为“敌对”一方，争取人心、整顿团务并不容易。同时，“潘吕缔约事件”是否与重庆地方团相关，他心中无数，这一事件处置稍有不当，自己将极为被动。但他仍慨然承担团中央使命，奔赴重庆。他善于运筹，并不公开特派员身份，也不提及“潘吕缔约事件”，而是在参加重庆地方团工作中，分析研判“潘吕缔约事件”与重庆地方团的关系，批评纠正重庆地方团个别领导错误的做法，再适时整顿重庆地方团。正是如此，萧楚女才在会议上严肃批评唐伯焜的错误，并得到了团员张恺的认同。

　　萧楚女的一番苦心，杨闇公如何能知。杨闇公与唐伯焜等人交往在先，早已先入为主地接受了唐伯焜对萧楚女的看法，误以为萧唐之争实质上是权力之争，还为此叹道：“事情的本质尚未完备，就起内争，真是有令人伤心处！”

　　所以，杨闇公才对萧楚女在会上公开批评唐伯焜极为愤怒，挺身而出加以回应。

　　二

　　萧楚女并不芥蒂于杨闇公的愤怒，毕竟自己并没有公开身份。何况要整顿重庆地方团，靠的不是特派员这块牌子，而是自己的工作能力与作风，以及重庆地方团全体团员。此时萧楚女已查清“潘吕缔约事件”与重庆地方团无关，便把工作重心放在改组地方团上来。

　　杨闇公虽然对萧楚女不满，但内心也并不认可唐伯焜.参与重庆地方团工作以来，杨闇公对唐伯焜的认识逐步加深，先是发现唐伯焜缺乏领导能力，不能领导全体团员；进而发现他工作草率，很多工作没有完成，还常常不参加团的活动；后来发现他居然堕落到嫖妓，为之心痛不已：“吾道中又失去一人了。”所以，参加地方团工作不久，他就力主改组重庆地方团。

　　虽然对唐伯焜不满，但杨闇公非常重视重庆地方团的团结，“一个团体的精神，全在工作的表现，并且在内部的人能否团结得坚固。这两点，后者较前者尤其重要。”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杨闇公认为萧楚女是“离间内部，买好团外”。虽然团中央及时回复，明确“潘吕缔约事件”与重庆地方团无关，告知萧楚女是重庆地区特派员，但杨闇公仍然耿耿于怀，“中局竟任他为特派员了，今后吾人更非留意不可”。当重庆地方团改选后，团中央来信要求唐伯焜不要再干预重庆地方团工作时，杨闇公更认为“楚女的手段太凶了啊”。

　　萧楚女真是不容易。面对同志们的误解，甚至白眼，既要忍让，适当辩解，还要继续工作，继续推动重庆地方团的改组。在萧楚女的推动下，重庆地方团改选了领导，年轻的罗世文担任书记。1925年1月，重庆地方团进一步改选，杨闇公以其公认的才干被选为代理书记。重庆地方团终于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

　　按常理说来，一个地方既有中央特派员，又有地方领导人，而这两人又心生罅隙，那么这个地方的工作多半难以开展。事实恰恰相反，自从改选以来，重庆地方团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波高似一波，加入地方团的人不断增加，工作成效在西南地区可谓出类拔萃。

　　这一结果与萧楚女、杨闇公二人处理矛盾的办法密切相关。萧楚女受命整顿重庆地方团，不是闲着没事来找茬的，更不是争权，而是为了推动工作。因此，他来到重庆之后，始终团结大多数，把斗争聚焦在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的唐伯焜等个别人身上，强调改选重庆地方团领导人，大力推动重庆地方团走出“研究小团体”的圈子，在领导国民会议运动、声援五卅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大放异彩。除此之外，无论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冷淡自己，萧楚女可谓安之若素，毫不介意。他的所为，正如他以蜡烛的自喻，“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最终赢得了重庆地方团上下的理解和尊重。

　　杨闇公则倡导奋斗，自励“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面对工作与生活的种种负面情形，他虽内心苦痛，却总是以积极的态度处理，“要求快乐，只有奋斗和自己创造！”正因为杨闇公有如此胸怀，才能在屡屡质疑萧楚女动机的情形下，始终强调团结，对于萧楚女推动的工作，不分畛域，全力以赴。如在反对“德阳丸”案的反日斗争中，萧楚女在《新蜀报》开辟专栏，揭露真相，发表述评，严斥日本领事的蛮横要求，呼吁重庆当局维护国家主权；而杨闇公则组织重庆地方团员们在学生、民众中广泛宣传。两人相互响应，配合默契，共同领导反日斗争取得了胜利。

　　共同的奋斗是最好的黏合剂。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萧楚女、杨闇公逐步加深了解，两人以团结化解矛盾，以奋斗消解分歧。1925年春，萧楚女被重庆当局勒令限期离境，杨闇公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屡屡感叹萧楚女的离开对工作的不利影响。其思念之情、信任之意萦于纸上。

　　做工作当然会有分歧和矛盾。面对这样的情形应当怎么办？萧楚女、杨闇公给出了很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