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谢伏瞻在省委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扩大）会上指出：城镇化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必由之路。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如何从河南实际出发，通过切实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大幅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按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有效路径在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核心在于解决好人的问题，即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要大幅提高城镇化率，更要显著提升城镇化质量。这就需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解决事关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问题。

　　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首先要解决好农民进城后的就业问题。农民进城后，如果不能在城镇稳定就业就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稳定收入就难以安稳生活。那么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重新返回农村，继续从农业生产得到较低收入；要么在城镇打零工，得到较低的工资收入，长期来看也无法在城镇立足，最终还要回到农村。对于河南来讲，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就业岗位的任务更为繁重，不仅要为1500万在省内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而且要考虑目前1100万转移到省外的农民回流后的就业问题，还要考虑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城的就业问题。因此，必须把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扩大产业的就业容量结合起来，特别是针对河南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短板”，把服务业作为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大力发展旅游休闲、劳务服务、健康养老等就业容量大的新型服务业；工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改变传统以资本密集为主的资源型产业结构，提高工业产业的就业承载能力；农业要推进“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从根本上筑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就业基础。

　　突出共享发展，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当前，第一代农民工以50后、60后为主，进城务工的目的就是赚钱，赚到钱后回家盖房，已经做好叶落归根的打算。新生态农民工多为70后、80后甚至90后，进城的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在城镇成家立业。但是，由于户籍等一系列制度的束缚，即使能够在城镇稳定就业，拿到较高收入，进城农民也无法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子女入学等问题，已经严重打击了进城农民主动市民化的积极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得进城农民在养老、就医、就学、住房等方面，完全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待遇，使进城农民能够以积极主动的心态投身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突出主体意识，促动农民融入城市。是不是产业发展了，就业岗位增多了，制度障碍打破了，公共服务提供了，进城农民就自动融入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就市民化了？当然不是，作为外力推动，政府作用十分重要，但是，进城农民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内在因素也不可忽视，甚至更加重要。如果进城农民不具有市民主体意识，即便政府给足了公共服务，他也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只有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外力和城镇化主体内在动力共同作用，形成最佳合力，才能真正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所以，在强调政府给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必须明确提出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城镇化主体该做什么，该怎样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尽快全面融入城市。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创新举措

　　加快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农民怎样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怎样解决好农民进城的成本问题？怎样破解资金瓶颈约束？怎样让进城农民尽快融入城镇？怎样破解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障碍？类似这些问题都需要采取综合改革措施，做到精准发力。

　　夯实农民增收的基础。长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愈来愈大，加上土地财政导致的城镇房价飞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农民难以凑够进城的成本。因此，必须更新观念，创新思路，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传统农民收入的途径主要是农业生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但实际上，要真正改变农民收入低的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弱质农业”的局面，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和农村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要加快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统一步伐，切实大幅提高农民在农村建设用地出让中的分成比例，并加快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物的入市步伐，尽快赋予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同样的财产权利，使农村居民从土地等生产要素中能够取得合法财产收益，并通过财产权利获得更好的生产经营发展条件。

　　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经济滞后，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与城镇相差甚远，缺乏搞好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欠账太多。尽管近年来，农村投资不断增多，但总的看是“僧多粥少”、“杯水车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标准低、质量差，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生活提高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快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政府要把投资重点向农村倾斜，同时配套相关政策，发挥好财政的“四两拨千斤”作用，积极探索适合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PPP模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中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档升级，着力提升其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

　　强化并创新城镇化教育。在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汹涌浪潮中，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发挥了良好积极的作用，但实际上这是远远不够的。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还必须高质量补上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教育课程，包括就业技能、城市观念、法律法规、行为规范等教育，让农民进城后，不仅要树立“小家”观念，积极主动提高自己的就业技能，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且要树立“大家”观念，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城市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爱家护家，为城市增砖添瓦，增光添彩；还要树立法规意识、文明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大事小事都要按法行为，依规行事，做到处处讲文明，时时守规范。

　　创新城市管理。城镇化过程必然是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但是，如果人进城了，管理跟不上，势必影响城市运行秩序和效率，比如规划通过一年就变，是目标管理不到位；道路通行一年就坏，是质量管理不到位；天桥用了一年就拆，是运行管理不到位。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延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因此，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强化城市统筹管理，切实实现从以建设为主向管理为主的转变，真正把加强城市管理提上政府议事日程，大大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为居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秩序和环境。

　　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当前城镇化形态不优、大中小城镇发展不平衡、“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以郑州为例，已经陷入了“堵车修路、路通车堵”的怪圈。究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公共资源按行政级别配置，全省优质资源不断向郑州集中，全省的农村人口也不断向郑州聚集，甚至已经超过了城市基础设施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规模，自然“城市病”也无法做到药到病除。因此，要加快公共资源从按行政级别配置向按人口规模配置的转变，改变资源分配过度向大城市倾斜的状况，促进资源更多流向中小城镇，让中小城镇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均衡流动，进而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同发展。（作者系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