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领导干部极为重要的能力，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是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但一些领导干部对提高政治能力还存在种种认识误区。有的认识不到位，不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有的领悟有偏差，觉得政治能力太空泛，讲政治是务虚，不如其他领导能力来得实在；有的理解走了样，觉得政治能力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软性要求，而不是刚性原则。诸如此类的模糊观念和错误认识，使得这些领导干部很容易成为政治上的糊涂人。

　　这些领导干部陷入认识误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没有提高政治站位。政治站位低，就难以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不善于从政治上谋划工作、部署工作、推动工作。二是没有树立政治思维。缺乏政治思维，意味着缺乏政治上的敏锐性、洞察力、判断力、鉴别力。当今时代，社会思潮纷繁多样、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波谲云诡，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在事关政治原则的重大问题上脑子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立场特别坚定。三是没有增强政治担当。政治上敢不敢担当、能不能担当、有没有担当，最能检验领导干部的政治操守、政治品格、政治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政治担当。

　　提高政治能力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下苦功夫、下真功夫，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负的领导职责相匹配。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是提高政治能力的前提。对党忠诚是领导干部的首要政治品格。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最重要的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将“四个意识”融入血脉、植入灵魂，转化为思想自觉、党性观念、纪律要求和实际行动，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就会相应提高。

　　努力提升理论素养是提高政治能力的内在要求。理论上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坚定源于理论上清醒。领导干部必须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领导干部而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提高政治能力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

　　切实加强政治历练是提高政治能力的重要途径。政治能力归根结底源于实践的砥砺和磨炼，领导干部必须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一方面，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锻造过硬政治素质，塑造优秀政治品格；另一方面，勇于经受大风大浪考验，敢于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在驾驭复杂局面、化解矛盾风险的政治实践中千锤百炼，更好更快地提高政治能力。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梳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我国的文本解读史，对于我们更好理解和运用《宣言》思想从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纪念这部不朽著作和马克思的最好方式之一。

　　如果从19世纪末《宣言》的片段文字传入中国算起，至今已有近120个年头；如果从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宣言》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算起，迄今也有将近100年时间。这期间，中国人对《宣言》的解读文献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从文本研究方面看，主要有三种解读模式，即翻译性解读、注释性解读和考据性解读。

　　所谓翻译性解读，是指为了更好地翻译《宣言》文本所进行的各种理解，如对人名、地名、术语的理解。其中，包括对已有中文术语的选择运用和新术语的创造。我国学者的翻译性解读从翻译《宣言》片段文字时就开始了。直到今天，这种解读工作仍然在继续。由于《宣言》原文是德文，对不懂德文的人来说，要理解它的思想，首先就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恩格斯说过，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中国人要准确翻译《宣言》，就更加困难，要做好这件事情，不仅要懂得外文，还需要了解当时欧洲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经历和语言风格等。早期对《宣言》的翻译性解读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译词的随机性。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翻译就有十多种。1899年在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他们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恩格思”。后来又有人译作“马克司”“嫣及尔”等。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的《宣言》才把他们的名字译为“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固定下来。又如“资产阶级”一词，1899年译为“纠股办事之人”；1920年陈望道译为“有产阶级”。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才确定为“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

　　从《宣言》早期的片段翻译和后来的几个完整译本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概念、语句的表述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例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宣言》首句、尾句分别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6个完整译本中，其表述均有所不同。

　　翻译性解读工作在《宣言》传播的早期所占比重很大，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翻译工作日臻成熟，这个任务才逐步变轻，于是，解读模式也就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对《宣言》的第二种解读模式是注释性解读。翻译性解读主要是为了准确无误地翻译《宣言》文本，注释性解读则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宣言》思想而对文本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等进行注释和介绍，包括对人物、事件、文献的注释，也包括对《宣言》历史背景以及整体结构、基本思想、段落大意、思想渊源等分析介绍。可见，这种注释性解读，注重的是对《宣言》深层思想的理解，相比之下，翻译性解读则较侧重于表层话语的理解。

　　我国对《宣言》的注释性解读有一个从引进到创新的过程。先是把苏联学者的注释读本，如梁赞诺夫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注解》等翻译过来，然后加以创新，形成多种注释性读本。其创新性主要体现为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宣言》的论述，对有些问题作了考证研究，并联系中国实际对《宣言》思想进行解读，以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影响较大的注释读本有范若愚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名词解释》，该书不仅有名词解释，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宣言》的论述以及编者对《宣言》的总体介绍。六七十年代，为响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号召，各地组织编写了《学习马列六本书（名词解释）》，其中第一本就是《宣言》。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列经典“辅导材料”、“提要和注释”系列读本。《〈共产党宣言〉提要和注释》读本始终排在首位。它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内容提要”，阐述《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7篇序言提要和正文提要；第二部分是“注释”，按照《宣言》的7篇序言顺序、正文章节顺序，依次对其中的名词、术语等进行解释。这样，使得读者不仅能够把握《宣言》总体思想，还能够了解其细节，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其中的道理。

　　对《宣言》的这种注释性解读很必要，但也有问题。这种解读看似全面，实际上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即过多地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理解，而没有深入理解其中的社会发展思想，特别是未来新社会建设思想等。所以，改革开放后，围绕对《宣言》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各种争论。于是，考据性解读成为历史的必然。

　　对《宣言》的考据性解读是第三种模式。翻译性解读里已经有考据了，但主要是对“话语”的考据；注释性研究里的考据工作更多，且更注重“思想”考据，但也还主要是对某个问题的考据。只有在真正全面的考据性研究里，才能够对《宣言》的“话语”“思想”及其历史源流等问题作总体性的科学理解。

　　对《宣言》的考据性解读，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对《宣言》“传播史”进行考证研究，弄清《宣言》文本以及各种译本的来龙去脉；二是依据对《宣言》多个文本、版本的比较分析而进行的“话语史”考证研究，包括对一些重要术语、概念进行考证；三是在文本、话语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思想史”进行考证分析。这些相关著作和论文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新时期对《宣言》思想的再认识，特别是对其中关于新社会建设的思想，包括关于全球化、城市化、人类联合体、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民主建设、民生建设、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思考，这样，对《宣言》思想的解读就更加全面，同时把《宣言》思想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彰显了经典的强大生命力。

　　《宣言》在中国的文本解读史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一，《宣言》是常读常新的伟大经典，其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乎所有基本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需要每一代人认真研读，从表层话语到深层思想再到历史渊源，从国内到国际，不断开拓新的解读视角和领域。其二，应当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不能把其中的个别思想当作教条，到处照抄照搬；也不能根据以往成功经验，只讲阶级斗争等观点，而遮蔽其他思想；还不能用现实来剪裁经典，甚至为了论证现实要求修改本来正确的译文。其三，研究《宣言》文本及其历史要与弘扬其中的科学思想相得益彰。不能不要文本研究，也不能离开思想弘扬而单纯研究文本，更不能通过文本研究否定或歪曲其中的思想观点。

　　总之，要通过对文本解读，深化对《宣言》思想的理解，特别是要注重挖掘那些过去不够重视而今天对我们的实践特别具有意义的思想观点，以帮助我们更好改变世界，造福人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精髓。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