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市场经济下，人们优先考虑的是权利，而不是道德，因为交易不是只在自己认为的好人之间进行，而好人坏人那是道德评价。这个时候，合法的权利成了社会秩序稳定和不同信仰者和平共存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最大的公约数。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1 两千年皆行秦政，其中央集权、农本思想、文化专制的君主专制社会未能孕育出真正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

　　晚清末年，在中国生活了66载并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的美国宣教士丁韪良，主持翻译《万国公法》，权利一词正式进入中国。

　　数千年的农耕社会，商是摆在士农工商的末位，虽然也有零星的市场，丝绸之路到唐朝已是与国外正常贸易的鼎盛时期，宋代出现了《清明上河图》这样繁荣的市场写照。明代也曾派出郑和七下西洋，但目的却是永乐帝朱棣派他去寻找建文帝，顺便宣扬皇恩浩荡，并没有开创中国走向世界的贸易之路。晚清末年，更是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从此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与农耕社会走向没落，市场经济虽有萌芽，但被重重的枷锁所压制，尤其是曾有希望的洋务运动最终也不可避免地烟消云散。谭嗣同所说两千年皆行秦政，其中央集权、农本思想、文化专制的君主专制社会未能孕育出真正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直到最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才堂而皇之地走向中国人地日常生活，权利意识也才慢慢觉醒。

　　两千年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由君主个人全权占有和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其统辖范围内的任何人物对君主都是绝对隶属和臣服的关系。统治者只是依靠扩大了的家庭伦理与森严的等级制度，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辅之以暴力强行打压。虽然全国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但是君主专制文化根深蒂固，全国每个不同级别行政区域内的首席官员，在其所管辖的区域内就是该地区的皇帝。而在同一垂直的官僚系列内，上一级的一把手官员又是下一级别的官员的皇帝。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皇权体制的复制与裂变，深厚的皇权思想土壤，让一个皇帝裂变成不同领域里的无数皇帝。所以，封建社会也是一个土皇帝层出不穷的社会，人人都想着要做皇帝。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就是孙大圣的轮流坐庄的理论，看到秦始皇游览会稽郡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同样都是皇帝梦。

　　人治是这种君主专制社会的标志，如果那时还有法律，那也只是官僚阶级治人的工具，不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权利纷争的正义体现。在这样唯皇权是瞻的社会里，权力就是社会统治的利剑，暴力是统治合法的工具。这样的社会只能培养奴才与顺民，何谈与皇权参入国家治理的并受到保护的个人权利意识，何谈与官僚同起同坐并监督公权的平等意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权利是难以在这样让人窒息的封建社会产生的。

　　2 人们大多是依靠宗族长者来调解纠纷，以诉诸诉讼为耻，一听到打官司，无论对方有理无理，就认为争利的人都不是好人

　　与这种君主专制相对应的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不求富贵腾达，只求官权不来骚扰，是草民百姓追求的安逸美梦，其他权利就是奢谈。

　　于是小国寡民就成为人们的理想社会，“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追求的小国寡民之世，是风淳太平之世，生活安定，不动干戈。老子所向往的正是这样一种美好的制度：没有军队与战争，没有贵族和国王，社会有条有理。这也是老子“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政治理想，

　　老子不主张通过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来治理天下，相反的，他认为要尽量减少扰民，来达到天下大安的目的。因为老子相信天下万物循道而行，因此不必多加干预，反对权力的集中和“有为”。那时的平民百姓所希望的就是减少扰民，而不是权利主张。

　　这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不依靠市场交易而存在，才能形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没有市场，也就无需更多的社会交往规则，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多的是依靠伦理道德与礼仪等级来维护，所以是礼仪而不是法律成为封建统治的国家意志，三纲五常就是那时的法律，道德楷模成为官员另一追求的身份，也是其晋级的资本，至于其行政的能力还在其次。

　　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是安于现有的条件和生活环境，努力达到一种无欲无求的境界，不需要过多的追求，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老死不相往来，尽量减少交往。因为交往越少，利益摩擦越少，处理纠纷的机制越简单，处理民事的法律也就少而简单，人们大多是依靠宗族长者来调解纠纷，以诉诸诉讼为耻。一听到打官司，无论对方有理无理，就认为争利的人都不是好人。这也是儒家对利与义的看法，将两者对立起来，没有正确地认识人性中的利益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就无法孕育现代经济学。

　　3 市场经济更多的是需要协调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契约理论与权利意识也就伴随而生

　　与这种以熟人社会为主的小国寡民农耕社会相比，市场经济更多的是需要协调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契约理论与权利意识也就伴随而生。唯有细致准确的规则才能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而市场经济程度越高，权利意识越高，法律规则越精准复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社会。

　　探索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亚当·斯密认为，最关键就是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益是市场经济的前提。现代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一块假设的基石之上，即人是理性人，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 每个人对自己合法利益的权利主张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这种理性人的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亚当·斯密认为，“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宁愿相信，厨师对自己厨艺的精益求精，不只是为了讨好顾客，而是为了获得更多顾客的认可而自愿掏出腰包，从而获得其自身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他由此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一观念培育出来了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普通人民来推动的，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这是最早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论述。

　　市场经济天然地与权利相辅相成。亚当·斯密发现了分工与贸易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人类最早的交易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了将自己多余的物品拿到集市上去，交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难以控制的因素影响，这种交易先是在小范围内的熟人社会之间进行，因为双方相互之间都知根知底，有基本的信任作为基础，不担心上当受骗，双方订立的契约才会顺利实施，而交易成本也不至于高于交易获利，这样的生意才会成功。

　　可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交易也从熟人社会扩大到陌生人社会，这时，为了保障双方的正当利益不受损失，就需要制定一些共同认可的交易规则，既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也能在一方权益受损失的情况下，有一种救济机制，使失利的一方能通过一定的程序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挽回当事人的损失。这个时候，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政府就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市场经济下，人们优先考虑的是权利，而不是道德，因为交易不是只在自己认为的好人之间进行，而好人坏人那是道德评价。这个时候，合法的权利成了社会秩序稳定和不同信仰者和平共存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最大的公约数。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而如何认识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是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的关键。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政府除了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公共产品外，更多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保护个人正当权益不受侵害。所以说，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权利也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下，才能得到法治的合法保护。（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