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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广东经济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地区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8%,高于全国(6.9%)接近1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增速换挡,保持着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尤其是服务业发展,呈现出生产性服务与生活性服务快速发展稳步升级的良好态势,推动着自身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可以说,广东从总量、增量、结构等方面引领着中国进入新经济周期。
未来时期,稳中求进是总基调,“稳”已经逐步进入轨道,“进”需要全方位探索进而做大优质的GDP规模。高质量上规模的GDP总量,依然是支撑广东乃至全国国际影响力的坚实基础。在“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广东需要再出发。再出发,不仅需要宏观的视野与激情,更需要微观的路径切入。
基于全产业链扩大市场规模
产业链增加值是GDP的核心所在,这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要义。当前,广东最大的优势和基础是存量生产能力,在珠江东岸和西岸已经形成了面向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生产网络。这一生产网络,从企业组织、产业类型到产业生态系统逐步升级,形成了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生产权。
但广东的存量生产能力,主要是对外的:国际市场与国内省外市场。这就意味着广东的生产权面临着全方位多层次的剧烈的市场竞争,尤其是在互联网与全球化时代。这也意味着,广东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市场。只有贸易,只有市场交易,才能把潜在生产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才能为企业带来现金流,才能有增加值,才能有宏观上的GDP。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史表明,市场一直是隐而不显的发展动力,市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物品。因此,对广东而言,无论是宏观部门还是微观企业,都要重树“新重商主义”。
基于市场问题,首要的是扩大市场规模。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的创造者。政府应该引导市场拓展,要基于全产业链扩大市场规模,既重视下游,也重视上游。市场的核心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遵循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由此拉动广东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既是历史经验,也是未来的基本取向与路径选择。
基于制造业的深厚底蕴寻求新的产业链增加值
市场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把消费者需求无缝衔接地翻译为机器语言,并进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能够提供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产品与服务的系统方案。广东未来发展的突破路径之一就是,基于制造业的深厚底蕴,寻求新的产业链增加值,从以加工组装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产品+服务”转变,由提供产品向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转变。同时,关注居民的多元化动态需求,尤其是下一个居民热点消费品(服务),这就需要引进与培育新兴产业。这是广东生产能力与生产网络的增量选择问题。
实现生产网络与生产能力的扩张、升级和应时而变
综上而言,广东基于市场的“新重商主义”政策要存量与增量并举,实现生产网络与生产能力的“三步走”策略:市场扩张带来存量生产网络扩张,市场升级带来存量生产网络升级,市场新需求要求生产网络增量随势而行。生产网络随市场应时而变,这实际上是需要智能化的制造组织系统,需要生产网络的智能化、服务化升级,需要B2B模式与B2C模式并重。短期内,广东生产网络升级的关键是大力发展全产业链互联网平台,尤其是大力发展B2B生态系统,这是广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任务的重中之重。
以市场拉动生产网络升级,需要更为宏大的视野。广东的发展,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是融入全球化的。面对消费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品向发达国家回流的态势,广东要基于全球市场动态升级,应对全球生产权的竞争,谋求全球生产权的主导性。
形成省内增长极群落和粤港澳大湾区增长极群落
“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广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谋求全球生产权主导性,广东需要下一盘大棋,不是单极突破或两三极突破,而是要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增长极群落。从长期来看,通过培育与发展这一增长极群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与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东京大湾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的经济体。
在全球化、智能化、互联网时代,用传统的地区梯度发展的思路难以实现地区共同富裕,不同发展阶段产业转移模式的适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要基于空间多极网络视角,形成多极支撑、网络关联、极区互动、各具活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这需要广东内外同时着手。一是要形成省内增长极群落。比如,广州和清远的关系,不是广州把一部分产能按照梯度发展思维转移到清远,而是要基于产业链的功能连接进行合作,有些高科技项目在广州孵化或加速之后可以到清远进行产业化,这样就形成了高端发展的两个地区增长极。二是要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增长极群落,实现生产网络与市场网络的高度融合。这一增长极群落应该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动机,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生产网络群推动或者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生产网络的形成与生产能力的提升。这是未来广东消费品与资本品产业快速发展的市场基础。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智库课题(2017GZZK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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