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出走”，往往比普通公务员离职更令人纠结。据媒体报道，2015年一季度，上海法院系统共有50人离职，其中法官18人；2014年上海法院系统共有105人离职，其中法官86人，这86人中有17个审判长，43人拥有硕士以上学历，63人是年富力强的“70后”。

　　“中坚力量”频频流失，似乎正在磨损人们对司法改革的信心。有人甚至称，“因为司改所以导致法官流失”。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汹涌的法官离职潮在几年前就已成为全国性问题，仅北京市，5年来流失的法官人才数目达500余之多。

　　如果不愿“放任自流”，尝试留住法官的脚步，司改恰恰是一次难得且不容错失的机会——前提是，改革必须切中“离职潮”背后的本质问题，并给出有效的药方。

　　这个本质，就是法官作为一种职业，究竟还有没有“尊荣感”？

　　收入，当然是“尊荣”的表征之一。直观地看，薪酬似乎是促使法官“用脚投票”的主因。就在不久前，一名法官放弃了副庭长职位，选择去外企担任年薪120万的法务，其向媒体坦言，如果继续留在法院，年薪可能“连12万都达不到”。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官同律师、法务甚至法学教授间存在巨大的薪资落差，多少令法院系统在出走的法官面前显得底气不足。

　　提升法官薪酬待遇，也是司法界呼吁已久的老话题。能否令法官收入有质的提升，乃至形成“高薪养人”的局面，则被许多人视作司法改革是否具有“获得感”的标尺。但显然，任何涉及“钱”的改革都显得错综复杂；如果“就钱论钱”地简单加薪，即便幅度突破以往，在基数本已较低的情况下，或也只是杯水车薪。

　　事实上，比“低薪”更可能令法官群体产生“失衡感”的，是存在于对法官工作价值认定方式、分配方式层面的弊端，以及外部环境给予法官工作的掣肘。

　　就分配而言，过去法官“参公”的收入分配方式在司法界内外都备受争议，对其收入水平的判断却分为两极：“圈内人”普遍认为过低，“圈外”则也有“够高了”的论调，甚至将法官同清洁工的工资作对比。如果这方面始终无法形成社会共识，法官便难以拥有稳固的社会地位；而若无法以合理的制度对法官工作价值给予公道评判，简单的薪资调整，也不足以留住法官的脚步。

　　对这个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职业而言，“高薪”只是“尊荣感”的一部分：“尊荣”更体现于一个针对法官职业公正认定的制度环境，以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外界不当干预的权利。由此，挽留流失法官的改革，应当是一场更触及内核的综合施策。而这，恰恰是看待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应有的视角。

　　“提升法官职业收入水平”备受社会关注，但要真正认识上海司改试点的意义，更需要透视针对法官和其他法律专业职务的单独薪酬制度、分类管理和员额制，读出其背后对法官职业特殊地位的尊崇，以及根本上对“公平正义”的明确指向。这些几乎没有先例的试水，旨在从更根源的制度层面解决法官职业的认同问题，就技术而言，设计出它们的难度远比加薪更高；其试验和推行也会经历更多的阵痛。这正是承担这场改革的要义——艰难跋涉之后，才可能迎来曙光。

　　就挽留法官的脚步而言，留“人”更要留“心”，唯有靠类似“治本”的探索，才可能换来长远的效果。确立尊荣感，到底要靠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