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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
——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
程正民
http://www.workercn.cn2015-06-30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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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教育家童庆炳教授离开我们了,作为相识相知六十年的老朋友,我无比悲痛。在追悼他的日子里,人们自然想到他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杰出贡献。报刊和网络称他为“文学理论泰斗”“文坛教父”,在我心目中他更像一个劳动者,几十年如一日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从不懈怠,从不停滞,勇敢前行,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费尽心力,为我国文学理论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俄罗斯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曾经指出:“文学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而文艺学又过于年轻,所以还很难说,文艺学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因此,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学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的更深刻的理解。”新时期以来,童庆炳和国内文学理论界的研究,就是围绕文学是什么,用什么方法研究文学,围绕如何运用多种方法更深刻地阐明各种文学新现象来进行的。从审美诗学、心理诗学、文体诗学、比较诗学到文化诗学,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童庆炳始终站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潮头,成为文学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新时期伊始,童庆炳痛切地感到文学理论僵硬的政治化和大而化之的哲学化,严重阻碍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于是他同文学理论界的同行一起,突破“反映论”的单一视角,寻找文学的自身特征,开始建构自己的“审美诗学”。在一系列探讨文学特征的论文中,他向传统的“文学形象特征论”提出挑战,提出“文学审美特征论”,认为文学的特征不仅在于独特的审美形式,还在于有独特的审美内容(整体的、审美的、个性化的生活)、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为主,以逻辑思维为辅)和独特的审美功能(以情动人的艺术感染力)。“文学审美特征”摆脱文学理论依附政治、简单套用哲学理论的模式,推动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受到学界的肯定和支持。他还把“文学审美特征论”融入他主编的各种文学理论教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童庆炳认识到这是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同时感到,不能囿于哲学的范畴,必须转到“文艺心理学”领域加以深入研究,于是有了他的“心理诗学”的研究。从1985至1992年的7年时光,让我协助他带领他的“十三太保”(丁宁、陶东风、李青春、黄卓越等13个研究生),从事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心理美学)的研究。这项研究最终出版了专著《现代心理美学》和“心理美学丛书”15种。在心理诗学的研究中,童庆炳反对以普通心理学的概念生硬地宰割文学艺术的事实,主张从文学艺术的事实出发,来寻求文学艺术现象的心理学阐释。他主编的《现代心理美学》试图以审美体验为中心建立文学心理学的体系,把文学艺术家看成审美体验的阐释者,把创作过程看成审美体验的外化过程,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审美体验的形式化,把艺术接受看成二度体验。在他个人专著《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1990年)中,“把矛盾上升为原理”力图揭示艺术创作机制的复杂性和辩证矛盾性。这些心理诗学的研究成果受到钟敬文、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的肯定,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奖。

  90年代初,童庆炳关于文学审美特征的研究又进一步深入,他清楚意识到当作家苦苦探索的不仅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的问题的时候,文学理论研究应当面向语言、面向文体。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审美特征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他经过3年努力,编了一套“文体学丛书”(1994年),自己也撰写了专著《文体和文体的创造》(1994年)。他认为不能把“文体”单纯理解为过去人们所说的“文类”或“文学体裁”,在融合中西文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体的新见解:

  “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同时,他把文体看成是一个“系统”,认为文体是体裁、语体和风格的结合体。在文体的创造方面,他在评述了“美在内容”“美在形式”“美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观点的局限后,提出了“美在内容和形式的交涉部”和“内容和形式相互征服”的新观点。他的文体诗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王蒙说其文体研究让作家找到知音,“让人感到温暖”。季羡林先生认为“文体学丛书”是一套“质量高、选题新、创见多,富有开拓性、前沿性的好书”。

  作为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童庆炳一直认为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在中、西、古、今四个主体之间展开平等对话,既借鉴西方有益的观点又不失民族的传统。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在“比较诗学”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和黄药眠先生主编了《中西诗学比较体系》(1992年)、自己著有《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1992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2001年)、《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2002年)和即将出版的《〈文心雕龙〉三十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大策略:1.历史原则,把古代文论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尽可能恢复其本来面貌。2.对话原则,展开古今中外的平等对话,相互补充、发明和贯通。3.自治原则,中外古今是交融不是机械相加,要在对话中寻找新质,创造中国现代文论的新形态。他的比较诗学研究受到学界高度评价,古文论研究专家陈良运教授特别称赞他把李贽的“童心说”与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说”所做的比较研究,说:“感到十分新鲜且心胸豁然开朗,一缕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新曙光,启开了笔者比较狭窄的视野。”

  童庆炳近些年一直关注文学理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面。90年代末,他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和一系列论文中,倡导“文化诗学”。他提出这一主张是基于文论研究和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是文论界过去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加以割裂,后来又片面和过分强调“内部研究”。他主张两者应当结合起来。二是90年代引进西方文化研究后,不重视文学的审美品格,不看重文学文本的诗情画意,其结果将脱离文学本身。三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问题丛生,文学理论不能置身局外,文学理论批评要有文化质素和视野,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说明“文化诗学”的结构。一个中心是以审美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既要伸向微观的文学文本的细部,又要伸向宏观的历史文化观照。为了实现他的主张,他先后编了两套丛书:《文化与诗学丛书》(10本、2001年)、《文化诗学丛书》(5本、2015年),自己还著有《文化诗学的理论和实践》(2015年)。

  童庆炳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思考我国文学理论的问题和出路。2015年5月16日,在他最后一次出席学术讨论会“百年学案2015南北高级论坛”,在会上抱病做了《文学研究为何深入历史语境——对当下文艺理论困局的反思》的长篇发言,指出摆脱当下文学理论困境的出路有两条:一是要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保持密切的生动的联系;二是要与历史语境保持关联,追求浓厚的历史感。

  童庆炳经过近四十年的艰苦跋涉,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终于走完了文学理论研究之旅,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理论遗产。他实在太累了,该好好休息了。这些年在生病的日子里,他深感来日不多,在拼着老命工作的同时,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自己的学生。在一本2014年出版的专著中他深情地说:“回顾所走过的路,总觉得所做的太少,留下的遗憾太多……但生命的火焰即将黯淡,我可能再做不了什么来补救了。遗憾将陪伴上天留给我的日子。我只能告诫我的学生:努力吧,勤奋不倦地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里耕耘……我从来不嫉妒学生。我希望你们成家立派。当你们像我这样走的时候,回首往事,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虚度,你们已经成功,达到你们老师没有达到的境界。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安慰了。”(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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