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琴

　　（中央音乐学院）

　　为人民进行文艺创作思想的产生，是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团结人民，要为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要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进行创作。其实这里面就对艺术创作的问题，具体的一些艺术技法的问题就会有一种影响，这一点对新中国的文艺创作也有直接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时期的音乐是比较宏大的，对未来充满一种希望，有一种凝聚力，有一种很可贵的精神。我们应该回头好好学习新中国文艺，甚至延安时候创作的作品，从里面获得一些新的启发，和现代民族的启示相结合，会走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道路。

　　李镇

　　（中国电影资料馆）

　　“盘点新中国文艺”这个题目特别有现实意义，因为新中国文艺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包括我们电影中的题材意识，比如说一些批评的方法到现在还在沿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了，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电影中心，电影艺术水平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我特别看了一下1949年10月1号之前电影人在干什么？他们在等待着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高音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如果要谈新中国戏剧的话有两个人是绕不开的，这两个人的贡献极其大：一个是焦菊隐，一个是老舍。这两个人在民国时期不会有这样的贡献、不会有这样的创造，他们是在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以后，整个创作心志激情勃发到一定程度，于是厚积薄发出《茶馆》这样一个作品。

　　前段时间人艺有一个菊隐剧场落成。焦菊隐和老舍先生第一次合作诞生了《龙须沟》，现在去看《龙须沟》仍然很感动，第一次在新中国舞台上为一个穷人的孩子鸣冤。他和老舍先生合作排《龙须沟》，其实是一个里程碑，是舞台上非常值得记录的崭新一页。

　　还有郭沫若先生创作的《虎符》，之前很多人导演过，但都没有成功，只有焦菊隐在人艺这样一个国家体制的舞台上成功演出。为什么？因为在体制内有一个精诚的合作。郭沫若写的是战国时期的东西，而焦菊隐在创作当中要赋予《虎符》时代精神，赋予新中国历史背景，所以讲的是个人奉献精神，讲的是一个集体，讲的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虎符》算新中国的立场，这是我的一种看法。

　　我从小在剧院里长大，我看到剧院那些叔叔阿姨在剧团里，用自己的一生在排练话剧。但到了90年代的时候，他们过去排演的那段历史被外面的专家学者否定了，认为那不是艺术了，他们特别茫然。作为他们的下一辈，我在思考，到底他们做这些事情值不值？他们这里面到底有多少艺术成分？在写作过程当中我慢慢发现，其实中国话剧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生活的一个艺术现场，这点我感受特别深切。我们很多的演出，实际是在一段一段实践当中进行的，因为当时录像条件不好，所以有很多非常壮丽的诗篇式的演出没有被记录下来。我想通过我自己的一支笔，通过我的研究，能够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戏剧是从那一段历史走过来的。

　　2015年去上海参加一个新媒体的学习，请了很多国外一流的前沿的戏剧专家，一个学生问柏林大学的老教授“认为什么是戏剧”？我们以为他会用特别深奥、欧式语言描述什么是戏剧，结果他想了想说“这恐怕还要看历史，因为戏由历史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