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古代士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宋元明清，经千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5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901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然而书院发展的历史并未因此而终结。书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其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并非僵化保守、一成不变，而是紧随时代主题的变换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自我改造，力求在适应新环境的基础上改变环境并形成新的时代特色。以下我们将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书院风采。

　　唐五代书院

　　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最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随后便将其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至众人，担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开始了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唐代士人还根据他们各自的文化素质、需要及当时当地的条件，不断赋予书院以新的内涵，使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功能。唐代民间书院最可靠也最生动具体的记录，见于当年文人骚客的诗作之中。唐诗中描绘的书院多数是士大夫的私人读书之所，但它同时向社会开放，接纳朋友、学者、文人、墨客、道士、和尚，他们齐集其中游宴、教学、讲会、品诗、论文、研究著述、讨论时局，具有书斋所不可能有的广泛的社会性，成为公众文化活动的场所。

　　当民间社会循着“聚书→读书→聚众读书”的路径，衍生出书院这一前所未有的士人组织之后，官府也于唐代中期，因袭“聚藏群书”、“校理经籍”的秘书省之责，在中书省推出了丽正、集贤书院这一全新的官方学术机构。是为有别于民间书院的第二个源头。官府书院组织比较严密。院中先后至少设有院使、学士、直学士、知院事、副知院事等39种职事。每种职事既责任分明，各司其事，又相互配合，共同协作，维持书院的正常运作。学士是集贤书院的核心，学士中选宰相、常侍各一人分任知院事、副知院事，以为院中正副长官。丽正、集贤书院虽为官府，但它毕竟不同于治世牧民的衙门，刊辑、收藏古今经籍，讲学论道，燕饮撰文，招贤论典，顾问应对的性质，都使它远离赋税兵农的实际政务，而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追求。

　　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有72所。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史上，这一段漫长的时期，还只能算作书院的起始阶段。尽管如此，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已然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与书院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这个时期书院的功能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变化、发展成为书院的主要特征。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

　　北宋书院

　　宋代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其间，书院总数达到720所，是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两宋时期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宋初为了巩固时时受到威胁的政权，统治者无心亦无力于文教的发展。面对这种形势，有责任感的中国士人首先起来自觉地分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书院渐渐兴盛于民间。与此同时，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大力支持渐兴的书院。朝廷通过连续不断地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一系列措施对书院加以褒扬，书院办学条件因此得到实质性改善。新生于唐代的书院，至此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替代官学的角色同时也强化了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

　　“天下四大书院”是宋初书院影响之广、声势之大的具体体现。这一由南宋书院建设者们提出的概念，起初所指各不相同。最先提出者是南宋诗人范成大，乾道九年（1173）二月，范成大游石鼓书院，将其见闻记入《骖鸾录》中，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徂徕为石介所建，在山东徂徕山。金山即茅山，在南京，侯遗所建。岳麓即岳麓书院，在长沙。第二个提到四书院的是吕祖谦。吕氏为理学名家，建有丽泽书院讲学，与朱熹、张栻相齐，并称“东南三贤”。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职南康军，修复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为纪其事，请吕祖谦为作《白鹿洞书院记》。记中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吕祖谦的定义，有着明确而理性的目的，书院讲学成为一种事业的追求，“四书院”也就赋予了更多的学术意义，甚至成为一种符号与象征。

　　北宋中后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显著发展，政府已完全具备了恢复和发展官学系统的实力，自庆历四年开始到宋室南迁，80多年时间宋廷就开展了三次兴办官学的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宋初兴起的几十所书院，在此运动中多被废弃或改为府县学。此时书院虽失去了政府的支持，表面上冷落，但得力于以士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支持，获得了比前期更快的发展。不同追求、不同爱好的人，皆可以运用书院来实践自己的理想，是为一种超强的文化适应力。正是这种适应力，使得北宋后期的书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功效，在作为主流的学校性质的书院之外，还衍生出墨客游览、骚人放歌、学者著述、大师传道等等不同类型、各有特色的书院。书院在北宋后期发生了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流变。

　　南宋书院

　　南宋时期书院总数达到442所。以江西为中心，周边的浙江、福建、湖南诸省，形成了一个占书院总数74.43%，势力强大的书院密集区。南宋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最大特点是在学术大师的指导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书院、私学三足鼎立或者说三轨并行的时代。

　　两宋之际，士风败坏、人民反抗的严酷现实，向南宋新一代理学家们提出了收拾人心、重建伦常、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任务。以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大师在长期兴复创建书院的实践中，逐渐明确了建设书院的目标，提出了追求中的书院理想。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事业，而以恢复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与投入最难。为此他们从兴复宋初“天下四大书院”入手，反复强调先朝对书院的奖励褒扬，意在请官方承认书院运动的合法性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建设。淳熙八年（1181）十月，朱熹在面见孝宗皇帝时，不顾执政大臣警告，当面提出为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的请求，终获批准。从此，书院又获得了中央、地方官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支持，迎来了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从批评“学校科举之教”入手，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是理学家们追求的第二大目标。理学家们提出，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希望以自己理学的教育理想来化解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理学家的书院运动，最终在理宗、度宗时期（1225-1274）得以完成，程朱理学由此获得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官民两股力量密切配合，将理学和书院一体推向了繁荣。

　　书院到南宋发展进入其制度化的确立阶段。其主要标志为：第一，书院和理学互为表里，荣辱与共，形成一体化结构。第二，规制日趋完善，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等成为书院的六大事业，书院成为一个功能完备而且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教育组织。第三，内部的职事设置日趋合理，书院的组织管理已臻完善。第四，各书院开始制订并执行学规、规程、揭示等规章制度以规范自身的行为，宣示自己追求的目标与学术文化主张。这种自觉的举措，是书院制度走向成熟并最终确立的重要标志。

　　南宋是书院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各地各个时期涌现了很多可以效法的典型，其中尤以岳麓书院、丽泽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四大书院为代表，成为后世书院建设的榜样。（作者邓洪波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