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存理性”不是一蹴而就的成果，而是一种相互了解、学习和共融的长时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尽可能接纳不同的民族、文化、阶层、信仰群体。包容和开放应当成为其特征，这也意味着所有人要学会有所妥协

　　约翰·多恩说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如何共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个严肃问题。

　　成千上万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渡过地中海，蜿蜒行走在欧洲大陆之上。我们知道他们从何处来、将要到那里去，却不知道“难民潮”何时会结束。巴黎、布鲁塞尔、尼斯……一连串恐怖袭击的硝烟和血腥还未散尽，我们却悲哀地意识到，它可能还会发生，只是不知道何时何地。

　　进入新世纪，两个画面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2001年9月11日，第二架飞机拦腰撞击世贸大厦；阿富汗，美国无人机射杀地面上的武装分子。前者似乎代表极端主义的肆无忌惮，后者则以空前的技术理性和军事实力为保障展开所谓报复。这两个画面的背后，都蕴含了某种血亲复仇的原始冲动——它们不以自我保存为宗旨，而以毁灭他人为目标。

　　面对这样复杂的时代，我们不能粉饰太平，也不能自怨自艾，惟有使用人之为人的最后一点禀赋——理性。然而，传统的理性范畴具有局限性，需要重新阐释理性，拓展理性的新维度——共存理性。

　　人类现今的共存，是现代化的后果。地理大发现以来，以往被地理屏障区隔开来的人群意识到了对方的存在。最近两个世纪，大规模全球交通的发展，前所未有地促进了物资、人口的流动。互联网的兴起，更是以指数级的方式提升了信息流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也不可避免地成倍增加。他们的肤色、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我们存在根本的差异，可无论是否愿意、喜欢与否，“他们”就在“我们”身旁。

　　不仅如此，“我们”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语言、服饰、饮食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是谁？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和祖先保持一致？传统在何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历史延续，在何种意义上又是被建构起来的想象？这些并非单个民族的困惑，而是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面临的问题。

　　在面对共存问题时，我们无法忽视以往的两大范式：

　　一个范式是巴别塔的隐喻——在这个隐喻中，人类无法相互理解，不能超越自身的特殊立场，将陷入永恒的冲突和征战。在当代，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重新阐释了这一范式的核心观点。

　　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范式是“世界大同”。轴心飞跃之后，各大文明不约而同产生了类似的理想。中国的前秦思想家中，孔孟老庄都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欧洲启蒙运动中，康德提出了世界公民与永久和平的观念。

　　不过，这两个范式都有一定的困难：巴别塔隐喻意味着人类别无出路，为了自存，只有陷入动物本能式生存斗争，最终实现“坟场的和平”。而文明冲突论将文明板块视为刚性，忽略了文明的内部张力和文明间的融合可能。世界大同理想虽然崇高美好，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颇为脆弱。上个世纪以孔汉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全球伦理”的构想。但从结果来看，他们达成的“黄金律”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伦理，仅在极少部分的知识精英中产生了象征性影响。当代多元文化论更是可能陷入相对和虚无，在面对野蛮时缺乏判断和行动能力。

　　在冰冷的现实与玫瑰色的理想之间，在巴别塔和世界大同之间，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就现阶段而言，提出“共存理性”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开端、一种邀请。我们看到，“共存理性”可能会受到两方面的嘲笑：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会嘲笑它过于理想主义，多元文化论者可能会认为它过于务实。然而，清醒的理想主义应当成为其美德。

　　共存理性必须从独白式、自我中心的理性走向对话的、去我中心的理性。在多元的时代，一种自我中心的价值体系，可能仅仅表达了孤芳自赏的姿态，还可能沦为某种自欺欺人的催眠。“共存理性”不是一蹴而就的成果，而是一种相互了解、学习和共融的长时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尽可能接纳不同的民族、文化、阶层、信仰群体。包容和开放应当成为其特征，这也意味着所有人要学会有所妥协。“共存理性”应当穷尽所有非暴力的话语手段，但它的包容不是无原则、可以无限退让的，要划定一条清晰的底线。

　　在这个时代，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人可以隔岸观火。带有极大文化差异的人类，如何在第三个千年中共存？“共存理性”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踏上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