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影视剧不断重述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重述中逐渐发展出两种颇具影响力的叙述模式：一是讲述“草莽英雄”的个人革命史，此类当以《亮剑》等为代表；一是讲述国共双方秘密战线斗争的谍战剧，可以《潜伏》《悬崖》《风声》等为代表。前者吸引观众的是“草莽英雄”的个性、人性与血性，后者吸引观众的则是跌宕起伏的剧情和主人公在复杂局面中的英勇、智慧。

　　但是，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看，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并不是靠草莽英雄的个性与血性——相对于共产党人的形象而言，某些国民党人或者北洋军阀甚至可能会更有个性，更有血性，但他们并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同样，秘密战线的斗争只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但中国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而最终走向胜利的，秘密战线的局部斗争并不能从整体上完满解释中国革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7月初正式公映的由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影视文学教研室主任谭晓明执导、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古田会议》，是一部寻根究源的作品，也是一部不忘初心的作品——它以红四军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和“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核心议题为背景，导演试图从根本上探讨，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从井冈山转战于赣南闽西的一支只有4000人的队伍，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思想分歧，随时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样的生死关头，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支队伍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该片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思想与原则的重要性，并让我们看到，共产党人的建军原则——“党指挥枪”“从思想上建党、从政治上建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形成的，并在实践中发挥了怎样的威力。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建军原则，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才不同于国民党军队、北洋军阀的队伍，才从根本上理清了党与军队、政治与军事、军队与人民以及军队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才让先进的思想找到了实践的道路，找到了改变世界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到，真正改变20世纪中国之命运的，不只是草莽英雄的血性与英勇，也不只是谍战人员的机智与灵活，而是新的思想、新的政治与新的军队组织形式，《古田会议》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

　　在艺术上，《古田会议》也颇具特色，它触及了党史、军史上的一些敏感问题，但又恰当地把握了其中的度，将之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塑造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安恭、傅翠柏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形象，他们坚持真理、相互争论，但又光明磊落，思想分歧与激烈争吵并没有改变他们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毛泽东、朱德、陈毅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历史人物，该片的突破之处在于对他们之间矛盾的客观呈现，以及不同个性的充分展示。刘安恭、傅翠柏是我们相对陌生的人物，影片对他们的刻画显示了导演的艺术功力——刘安恭是上海中央派到红四军的特派员，他下车伊始就搬出了德文、俄文的马列原著，对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指手画脚、颐指气使，一副钦差大臣的模样，为此与土生土长的傅翠柏发生了激烈冲突，但随着军事斗争的失利，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最后在一次战斗指挥中英勇牺牲——《古田会议》塑造的刘安恭的形象是复杂的，也是生动的，让我们看到了其鲜明个性及历史的深度。《古田会议》的叙事很有节奏感，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九大以及军委与前委关系的变化成为叙述的转折点，脉络清晰，逻辑分明，将一段复杂历史呈现在观众面前，并放置在晚清以来中国人的持续奋斗与不懈求索之中，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坚定的价值观。

　　在叙述类型上，可以说《古田会议》是一种主旋律与艺术片相结合的有益尝试，也是在今天如何重新讲述革命故事的重要探索。但这样的影片也在考验着当前的文化市场，并让我们思考，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背后，或许需要以相应的创新型的发行传播机制为支撑，而如何建立起这样的市场机制，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作者系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