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严复、梁启超二人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围绕二人关系的研究中，以往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比较严复与梁启超的思想异同，二是考察严复与梁启超的交谊活动。研究者们以往关注的主要是严复对梁启超的热赞、评骘、暗讽、冷讪，很少去考察梁启超对严复态度的变化。只有黄克武的文章在这方面有所涉及，但作者同时认为：“作为后辈的任公则默默地接受严复的批评，除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所写的《与严又陵先生书》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反驳。”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言说。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康、谭、梁、严的论述篇幅悬殊

　　严复是近代中国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今天翻开任何一本中国近代史教材或专门史，在写到戊戌变法这一历史时段时，都会提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四个人，而且在着墨上不会相差太远。

　　然而，如果我们打开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就会发现，该书在对以上四个人的论述上，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对康有为，全书用了两节（第23、24节）三千多字进行介绍和评价；对梁氏自己，也用了两节（第25、26节）四千余字；对谭嗣同，用了一节（第27节）两千多字；而对严复，则只在第29节中用了85字予以介绍和评价。这85字是：“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很明显，其中有10个字是否定性的。不仅如此，梁启超在这一节中对西洋留学生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作用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为什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康、谭、梁、严的论述会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呢？如果说梁启超在撰写《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过程中，因格于体例或限于时间，无法对严复的思想做深入的思考，而只能就自己掌握的资料，随着思想的展开信笔而书的话，那么他在其它相关著作中应该对严复的思想做一详细的介绍，并予以客观的评价。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严复和梁启超活动圈子的差别，不足以成为梁启超在其著作中淡化严复的主要原因

　　史华慈在《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曾经指出：“严复对各方来说事实上都是外人，对于极端保守分子来说，严复当然是该诅咒的人；对于谨慎的改革者，如仍极注重‘保教’的张之洞来说，严复对保教公开表示冷漠是极其令人恼怒的。……甚至对康有为及其同伙来说，严复在许多方面也与他们不合。他们中较年轻的成员，如梁启超和谭嗣同，肯定深受严复文章的激励。……但是，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们毕竟是通过科举上来的，并十分注重把他们自己的思想置于传统的参照系中。他们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派系。严复则不属于这个圈子，他仍是个未能通过官方考试的人。”这里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严复和梁启超活动圈子的差别绝不止于此。

　　就严复而言，除了史华慈所说的圈子外，至少还有三种因素值得考虑，即政治的、学术的、乡土的。所谓政治上的因素，是指严复回国后始终没有得到高层的赏识提拔，进入政治核心；而他的同学在甲午海战中基本战死，中年以后在政治生活中无法与同学互相帮助、提携。所谓学术的因素，一是指严复当时在学术上虽曾得到郭嵩焘、吴汝伦等桐城学派领军人物的赏识，但并未真正进入传统学术的圈子，甚至一些桐城学派的人也将其视为外人；二是指严复主持教育二十年，竟然没有培养出一批军事、政治、学术上的精英，这与康有为的十年万木草堂相比，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失败。所谓乡土的因素，是指近代福建作为侨乡，出洋的人多，在北京做官的人少，无法如江浙一带的官员那样，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也无法像康、梁等人那样，靠乡土情谊，形成一个学术群体。

　　不过，以上情况，均不足以成为梁启超在其著作中淡化严复的主要原因。

　　梁启超和严复在对待一些政治、学术问题上差异明显

　　我认为，严复之所以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受到冷落，有三种情况不能不考虑：

　　第一，梁启超和严复在对待一些政治、学术问题上的确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在《与严又陵先生书》中，虽然梁启超客气地说：“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但通过《汪康年师友书札》我们知道，梁启超的这封信，是经过督促以后才回复的。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复信中，梁启超也并没有一味听从严复的“教导”，而是有所保留。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后，“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梁启超与学习桐城派古文的严复围绕“文学革命”问题发生一次激烈论争。此次严、梁之争，是双方围绕文学主张的一次激烈交锋，双方在文章中使用了“文士结习”等不太友好的词句，说明二人之间的隔阂已经很深。或者可以说，两人在文学上根本不是同道，而是对手。

　　第二，严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梁启超进行指责。根据蔡乐苏、戚学民和黄克武等人的研究，严复不仅在私人信件中频频指责梁启超，而且直接写信劝导，他翻译《群学肄言》、《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撰写《政治学讲义》，评点《老子》，都是为了讽喻梁启超。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不敢说，但严复在译著的字里行间对梁启超的做法不予认同，甚至常常有所批评、指责，这种情况是有的。这不可能不影响到梁启超的心理及情感。

　　第三，严复参加袁世凯复辟帝制，将自己置于梁启超的政治对立面。尽管清末以来，梁启超与严复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思想纠葛，但进入民国以后，二人在支持袁世凯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而且梁启超保持了对严复应有的尊重，不论是创办《庸言》杂志，还是在万牲园举行修禊题咏，抑或上书呈请改孔教为国教，都曾请严复参加或列名其上。不过这种尊重是表面的而非发自内心的。严复60岁那年，据说该年1月16日梁启超发表在《庸言》第1卷第4号上的《寿几道先生》是请人代笔的。等到袁世凯真正要复辟时，二人之间的差异显现出来。严复迟疑观望，最终列名筹安会，而梁启超则毅然决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复辟，并潜出北京，前往云南组织护国军政府。尽管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未通缉严复，但严复在政治上已经是一落千丈。梁启超是个多变的人，但不是一个没有情谊、没有原则的人。1898年，戊戌六君子遇难后，他写了《殉难六烈士传》。1915年麦孟华去世后，他写下了《哭孺博八首》和《祭麦孺博诗》。1924年夏曾佑去世后，他写下了《亡友夏穗卿先生》。然而他的老师康有为，因后来参加张勋复辟，梁最终与其分道扬镳。同样，严复在参与袁世凯复辟之前，梁启超始终保持着对其表面的尊重；在严复参与袁世凯复辟后，梁启超基本上断绝了与其来往。1921年严复去世后，梁启超选择了沉默。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两个杰出代表，严复和梁启超清末曾携手并行，一个着力译书，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堪称理论之源；一个致力办报，传播西方文化，堪称舆论之母。他们桴鼓相应，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个人性格的不同，由于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不同，更由于当时各自改造中国的方针不同，作为前辈的严复，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梁启超进行讽喻、规劝甚至指责。作为晚辈，梁启超对严复的讽喻、规劝和指责，在表面上保持了应有的礼貌——沉默。但表面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认同，不惟不认同，有时甚至是抗拒。加之其它一些原因，几种因素纠结在一起，使梁启超对严复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导致了二人关系的疏远，而且影响到后来梁启超清代学术史著作的撰写。具体说来，就是在涉及严复的思想及贡献时，梁启超都有意无意地去回避、去低估，实在绕不开时，也是点到为止，不作展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沉默。作为一个曾经受到严复思想很大影响的人，梁启超的这种做法多少对严复有些不公平，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可以理解。（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