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已成为当下中国高校院所和民间咨询机构的一大热点。但是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有几个重要问题非常值得思考。

　　人类智库存在的命题，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从“需求方”看，决策有风险，特别是决策者有着承担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的压力。人类历史上所谓“智囊”、“智库”、“外脑”、“思想库”就是这样产生的。中国古代曾子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中国历朝历代各政治集团“用师”、“从师”是相当积极的，甚至形成了一种传统。今天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化，“四个全面”的推进，使得领导领域和公共决策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从师”、“用师”是一种客观的也是必然的要求。

　　二是从“供应方”看，真正意义上的智库，有着独立判断的眼量和能力，能超脱于“利益”之上。这是能客观研判问题、诊断问题，形成翔实可行决策资用的先决条件。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名智库，无不都是首先能客观作出“事实判断”的机构。

　　目前我国智库主要有“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类。“体制内”智库具有信息便利、资金充裕等条件，但其“天然”缺陷是行政化依赖强、利益牵涉紧密、判断不够客观等。这一点是不应当被回避的。“体制外”智库除了存在资金筹措困难、竞争机制相对孱弱等外，最主要是存在信息不对称、对党政部门实际运行不能切实把握等诸多“盲点”。给出的资政建言大都建立在“应该怎样”的知识推导上，做的是“演绎法”。故时常隔靴搔痒，派不上用场。对于体制内智库建设，除了应建立严格的质量规范外，还应有一个数量和规模上的控制。对于体制外智库建设，主要要解决好作为科学判断研析基础的信息对称和相应的资金支持等问题。这是现阶段建设新型智库要解决好的问题。

　　而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智库之“智”，究竟指什么？这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重要问题。智库，不是“知库”。智库是科学决策的“智慧之资”，不只是“知识之资”。苏格拉底说：“脱离知识的意见全都是丑的”，但知识只是决策的基础和条件，智慧才是智库的灵魂。一加一等于二是“知”，一加一大于二是“智”。对决策特别是大决策有用，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智慧层面的东西。

　　但智慧有“小聪明”和“大智慧”之分。所谓大智慧，是体现“天道”和“人道”相统一的东西。“不为浮云遮望眼”，能站在较高层级上，立足自然、社会、人这三元关系，对现实有一种深切的洞悉和把握。所以真正的大智慧，深远却平和，战略却实用，既有“立地之实”，又能“得天之道”。小聪明则是那种小打小敲，看似光亮，实则平平的东西。“小慧无识，是为不才”，在公共决策领域中有时虽能逞一时之能，但从长远看，它很可能是低效率甚至是误大事的。

　　毫无疑问，所谓智库，玩的是大智慧，不是小聪明。今天我们搞智库建设，尤应多求证大智慧、运用大智慧，多循“天道”，这样方能激荡理性，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使科学决策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新型智库”的“新”，至少应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要着眼于“体制新”。客观说，现在中国大部分智库都存在“体制悖论”，专业化程度不够。一些体制外的智库信息不对称，提供的意见建言隔靴搔痒，“理想主义”倾向突出，资政性不强、采纳率低。体制内智库“专业化”程度低，行政性模式突出。对于一个组织体系来说，体制、结构常常决定了其功能和效能，应积极探索构建“异质同构”、多元合作机制的智库，打破目前“分野”的体制结构，走灵活多样的创新路子，进行智库体制上的探索创新。

　　其次要立足于“视野新”。要建立起超越单纯“技术理性”和“人文情怀”分离的惯性思维，实现融合、多维、客观，精准的智库新型工作模式，确保能相对客观地观察问题、诊断问题，给出切实可行的资政建言。没有视野新，不可能实现思维新，更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政创新。

　　最后要聚焦于“功能新”。智库的天然使命是研发和提供功能性资政产品，是为公共决策研发和提供“智慧”层面的智力支持。因此智库不能仅做“锦上添花”的工作，只有实现知识基础上以“智慧供给”为主要任务的“功能新”，才能真正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推进“四个全面”、实现公共决策的效能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发挥作用。

　　新型智库作为新型的智力资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作者为上海学者，公共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