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上）和哈耶克（下）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

　　提要

　　韦伯之所以要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目的是为了辨明现代社会中，学术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他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已无法提供对人生和社会一般意义的解释，只能增进人们支配世界或人生的技术手段，因为它是按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并不提供人生和社会的目的。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能在本专业提供正确而有良知的知识，未对公共事务发言，难道我们就应指责他犬儒吗？当现代社会受够了各种“真理代言人”的苦难时，韦伯对知识分子“无知”的反思，确属一种疗救。

　　a 韦伯之所以要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目的是为了辨明现代社会中，学术工作的性质和意义

　　杨绛先生离世后，围绕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责任的争论，没想到会持续这么久。网络年代，这算是一个例外。

　　无论是张雪忠与笑蜀的“改良与变革”之争，还是徐贲与张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勇气”之争，按目前境况看，大概只有上述群体才会关心这个真问题。

　　在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的权利讨论上，徐贲和张鸣各发表了两篇文章，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了，误会已消除。我想分析的是，近来在这个群体中，为何屡屡爆发与知识分子身份与责任有关的争论，这段时间转移到了钱钟书和杨绛身上。

　　对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老问题，前向最火的那段时间，有过大量讨论。可能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专业的人进入公共领域时，无须审视自己的身份，因为讨论的问题，多与他们的专业有关。但其他专业的人士，在关注公共事务时，多会重新审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这种审视，是难以长期坚守在公共领域的。因为当下与公共事务有关的问题，越来越趋于专业化，没有审视就不可能完成相关的知识储备，泛泛而谈也于事无补。

　　其实在欧美，有一些知识分子，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比民众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这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韦伯和哈耶克。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正当职责是在自己的专业内提供正确的知识，而在公共生活中应尽的责任，与一般民众无异。这与韦伯对知识分子现代性的反思有关。在韦迫看来，上帝已死，让多神论成为现代生活的现实，生命和世界的意义，不再像信仰时代那么确定无疑。在彼此对立的诸神中，现代人必须自己选择他的信仰，知识分子无法提供帮助，更无法扮演先知或救世主。

　　韦伯相信，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充当不了生命的导师或社会的领袖，他失去了指导别人的“专业资格”。学术已与世界一起“脱魅”，不再是什么通往“真实存在”的道路，各种幻象都可能被打破。现代社会的专业化，使得再渊博的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也比不上一个原始人，原始人至少熟悉自己手中的工具，而现代人对自己使用的一切，却所知甚少。

　　韦伯之所以要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目的是为了辨明现代社会中，学术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他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已无法提供对人生和社会一般意义的解释，只能增进人们支配世界或人生的技术手段，因为它是按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并不提供人生和社会的目的。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一个知识分子如超出他的学术职责，对社会公开发布对政治或人生的观点，只会使他丧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德性：知性认知的平实，并制造社会生活和心灵生活的可怕的“怪物”。韦伯的这一反思，针对的是曾在德国知识界流行的“文人化学术”。所以，他认为任何救世主式的批判或煽动，只会破坏知性认知的平实。

　　b 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都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群体选择的结果，知识的成长只能同步于这一过程，不可能超越其上

　　我不完全认同韦伯的观点，但我觉得他说得不无道理。199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就出现过一批文学领域出身的知识分子议论社会与政治的热潮，其中有些人还成为那个年代的偶像，但后来出现了惊人的转向。人们多从动机论解释这种转向，但我认为，极可能是这些人对当代社会或政治学知识储备不够导致的。

　　要客观严谨地分析现代社会政治问题，确实需要一些科学工具、论辩常识与相关专业的知识储备，不经过专门训练，不仅表达者会感到困难，也会增加观点市场的混乱。关注公共事务，显然不是喊喊口号就能解决的。比如对今天从事与杨绛、钱钟书一样职业的很多作家或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让他们对公共事务进行表达，确实挑战很大，不仅怕表达不好，还会有文体、知识场域、身份等诸多问题的考虑。他们显然要会比政治学或法学者考虑得更多。尤其对本专业有极大抱负者，可能觉得自己用在本专业的时间都远远不够，又遑论顾及其他学科？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能在本专业提供正确而有良知的知识，未对公共事务发言，难道我们就应指责他犬儒吗？当现代社会受够了各种“真理代言人”的苦难时，韦伯对知识分子“无知”的反思，确属一种疗救。有了韦伯对于知识分子责任的反思，才能推导出维持一个诸神竞争的结构与社会生活多元化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也是建立在现代价值多元基础上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显然是对中国极具启示性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考察他对知识分子公共责任的评判同样很有意思。哈耶克是现代思想家，他把个人自由权利受到的威胁，视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

　　他对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之所以持批判态度，是因为他从希特勒政权中观察到这样一种现实，极权体制的形成，并不是希特勒等少数人就可实现的，而是因为在当时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弥漫着一种“需要更多计划”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以错误的方式，关注了所谓理想社会的建立，也是塑造希特勒的力量之一。这使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在改变社会处境时，为何总会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在哈耶克看来，知识分子如果想组织社会或资源，达成一个单一目标，哪怕就是为了民主的目的，而否认个人目的时，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福利或个人幸福，不可能充分表达为一个单一目标，而只能表达为一个种种目标的等级、一个每个人的每种需要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全面价值尺度。”这种包罗万象的价值尺度，再有才智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对人们无穷无尽的需求一一标出轻重。一旦以共同的社会目标为原则，想指导别人怎么干或干什么时，就意味着极权意识的开始。共同行动，只局限于人们对共同目标一致同意的那些领域。哈耶克认为，只有允许不同的人，将共同目标用于多种多样的意图时，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

　　哈耶克担心的这种危险，近年来屡屡出现在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哈耶克从来不会苛责其他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这不仅是对他人人格的尊重，也是对其中极权意识的提防，所以即使在面对对手时，他也怀有悲悯心：“我们不是都已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着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

　　在哈耶克眼中，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都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群体选择的结果，知识的成长只能同步于这一过程，不可能超越其上。

　　c 赞同知识分子应尽可能多地关注公共事务，但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个知识分子未对公共事务发言，就指责他犬儒

　　确实，近年话语空间的变化，使对公共事务发声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人还能发声，有些人却消失了。对公共话题如何发声的焦虑和尴尬，普遍存在于一些人身上。这种焦虑感，或许是近来引发知识分子公共责任争论的真正根源。知识分子群体，确实是一个复杂而异质的群体，每个学科的关注点和价值模式各不相同，尤其在很多人文学科的话语日趋专业的情形下，很多人的话语本身就难以进入公共媒体，其他人又怎能苛责他们呢？就说诗歌吧，算是比较大众化的文体了，很多诗人在诗中也对公共事务有过大量表达，但媒体会关注这些表达吗？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会关注这些表达吗？难道我们仅仅因为他们没想时评，就苛责他们？这种观点本身，已落入了波斯纳所说的“公共越多，智识越少”的陷阱。

　　在如今观点市场，到处弥漫着各种极端或绝对的观点，稍不留意，就可能身陷其中，它不仅会慢慢损坏你对真理、正义和良知的判断力，也会让你对社会、文化与人的丰富需求的感知，变得越来越粗鄙。这才是最可怕的社会现象。

　　我当然赞同知识分子应尽可能多地关注公共事务，但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个知识分子未对公共事务发言，就指责他犬儒。这对大量怀有良知与自由之心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伤害。这与文革时“狠斗私字一闪念”，距离也不远了。中国未来社会的变革，需要多元化的知识争鸣，不可能是某一种思想或观点独擅胜场，一定是各种思潮共存、博弈，又互补、合作的结果。再卑微的人，对来自庞然大物的威胁，内心也会有反抗的尊严；再卑微的人，吃到恶心的东西，也有呕吐的欲望。我们千万不能让自己也成为邪恶和粗鄙的盟友。

　　奥克肖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千万别让实现正义的热情，让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千万别因对公正的热望，让我们变得铁石心肠。当有人将愚蠢提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并羞辱所有的智慧与理性时，我们却不能因此而羞辱自己。（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