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主要还只是中国声音。要成为人类共同的声音，成为共识，除了说清楚人类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根本需要之所在，还要寻求文化支撑。

　　中国文化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之，即“人之所欲，施之可行”。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欲人之所欲，才有共同关切、共同语言，才能够感人肺腑、动人心弦。“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代人类之所想、所急、所欲的理念，中国文化在其中，应该有好话可说，有好戏可唱。

　　“新文明复兴”：时代的共鸣

　　那么，究竟是什么同样经历和危机，使今天的人类必须求同存异，走到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共商、共建、共享、共赢？

　　其一，历史中文艺复兴的激荡。众所周知，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从此西方若干国家一度开始发达。但“福兮祸之所伏”，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到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靠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奴役他人、肆意掠夺。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但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文艺复兴推动了建立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延续到今天，就是混乱不堪的国际秩序、世界极大的发展差距。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全球性生态危机相继出现，旧模式的增长已经到了极限。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也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生态性、社会性的灾难，如贫困、饥荒、疾病、腐败、战争、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恐怖袭击、邪教肆虐、黄赌毒、自然灾害等，很多都是文艺复兴解放了的人类的自身活动的失范造就的。

　　其二，战争中文明的碰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映出这个世界体系形成之初，就开始解构。二战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重新整合：从西欧到美国。同时，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强大的与之对抗的力量——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但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其结局说明，文艺复兴推动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运行的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的。只要世界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超越它的世界体系就建立不起来。但美国从此就可以独霸天下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摇旗呐喊，不遗余力地对外“输出民主”，推翻他国“暴政”，打破了中东——阿拉伯世界脆弱的平衡，加剧了“文明的冲突”，引爆了宗教和种族的火药桶，给欧洲以至世界带来了难民潮、恐怖活动泛滥等难题。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也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

　　其三，新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辉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肩负着推进这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缓慢地、平静地、然而明白无误地，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变成一种现实。这一复兴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着西方色彩。但剥开它的表层，你就可以看出，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可以看得更为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胡适近百年前就曾作此判断，现在看来是确实在发生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时代的要求，回答着人类的关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样“斯为美”的文化，这样推陈出新的文化，这样促进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正是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招牌和精气神，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最动听感人的声音。

　　中国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当然是为中国谋，其实也是为世界谋、为天下谋。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是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利益诉求”，也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民族发自内心的“千年一叹”。

　　“命运共同体”的最强音，应该在迎接“新文明复兴”的时代交响中共振、共鸣。

　　“新人文主义”：时代的重构

　　《易经》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讲的就是观察研究人文，用以教化天下人，才成其为人类社会。这是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基因。

　　说到世界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们往往提及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但那其实只是适应新兴封建制度秩序需要，主要关注礼仪、规范的文明秩序。十四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才真正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也造就了大写的、膨胀的，像“发疯的钢琴”的“人”。十八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在深度哲学意义上下了功夫，但和者盖寡，不接地气。当代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一度成为西方世界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种社会思潮，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密特-萨罗姆、美国的布罗克曼以及英国的赫胥黎。这一思潮一方面高擎启蒙理性、世俗开放的大旗，抗击任何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非理性冲动；另一方面坚守人文、人性、人权的观念底线，反对后现代理论的价值随意，但局限于西方的价值判断及话语体系，影响有限，兴起乏力。

　　由此可见，中国的新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中国人文精神注重的是“和”，注重人性、人权、人文的和谐。我们注重大道为公，注重包罗万象，以和谐的人文气息，传遍全球，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温暖，感受到中国的包容，感受到中国的人文精髓。这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一直延续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新人文精神的力量所在。

　　“新人文主义”是基于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更要因应时代、革故鼎新。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造就和谐的人。它既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又要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这是“新人文主义”的确切内涵和当代价值。它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过来也就是使“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共识的文化支撑。借《礼记·乐记》的话说，“新人文主义”乃出自“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

　　在当今世界，大踏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高举着促进“新文明复兴”的大旗，把握住“新人文主义”的话语权，就可以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作者为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