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将多家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后，标普紧随其后也将中国主权评级的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穆迪的调降原因包括政府窄幅增加导致的财政状况弱化、资本外流导致的外储持续下降等。标普的调降原因包括中国政府信用度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逐步上升等。二者此举犹如跳到第二大经济体脚面上的“小耗子”，咬不了人却“硌硬”人。

　　国际评级公司是个典型的“锦上添花、雪上加霜”的短视者。当一国和地区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他们会漠视经济增长中的潜在风险，给这个国家和地区送上漂亮的评级报告；一旦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他们就会调降一国和地区的评级和展望，起到“雪上加霜”的效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关评级公司分别连续下调希腊和韩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对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产生负面影响，成为而一个不折不扣的“搅局者”。

　　穆迪评级是给投行和投资者做的，其评级结果存在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利用，借此再次唱空、做空中国的可能性。一个主要评级机构下调一个主要经济体的主权信用评级及其展望，通常意味着该国金融市场会出现恐慌，甚至还会蔓延到本区域其他国家。

　　国际上通常用两个指标评价一国财政风险：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另一个是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不超过60%.2015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仅为2.3%，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升至40.6%.按照穆迪的预测，即使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到2017年进一步升至43%，依然远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线”和众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政府的债务与美欧日和其他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政府支出中投资占很高比例，大多数债务都对应着相应的资产。这决定了同样的负债率给中国政府带来的负担和隐患，远远不能与其他负债国家相比。至于地方政府债务，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警机制得到系统加强，“借、用、还”的一系列规范清晰有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现了市场化转型。有关评级机构低估了中国单一制财政的支付能力，高估了“听来的”风险，错估了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以及供给侧改革激活新动能的强大助推力。

　　关于外汇储备，截至2016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降至3.2万亿美元，比2014年6月的峰值少了762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仍然庞大，远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满足国家对外清偿能力等方面的需求绰绰有余。此外，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又给它加了一份“保险”。

　　中国财政赤字和负债在偿付能力以内适度扩大，并不是单纯利空，反而是利好，适当花明天的钱，解决当前结构性问题，补齐民生短板；在中国对外清偿能力无虞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减少，意味着中国“藏汇于民”和改善对外资产结构取得了较大进展。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的评级依据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强调评级反映了对中国政府在今年两会上重申的改革议程，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及其强劲的外部指标的看法：至少到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保持不低于6%的强劲年增长率，对应不低于5.5%的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中国政府将试图依靠强劲的信贷增长支持公共投资，进而支持经济增长。随着汇率政策的信号更加明确，汇率预期调整，由此产生的金融账户流出应会缓解。人民币在全球使用的不断提升，也将增强中国的外部财务弹性。另一方面也考虑了中国一些相对较弱的信用因素，比如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对较低，透明度较低，信息流动的受限制程度较大。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和深度，可能不足以减轻信贷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政府机构也未形成与市场沟通，传递政策意图的有效途径，从而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等等。

　　对于“负面”评级，我国作为一个有力量的经济大国，一是不怕，二是有办法应对。提醒相关国际评级公司，正像我国香港证券期货刚刚做出的对穆迪处罚1100万港元的决定一样，不靠谱的评级是有代价的。从市场影响看，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以后，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未受到展望下调的影响，境外主权债券收益率、离岸人民币汇率也未因此出现波动，说明市场投资者并未受其影响，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和良好的预期。（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