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至今，德国联邦国防军已进行了几轮军事改革，在编制结构、行动原则、指挥方式和对外军事合作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战时打破三军界限，将全军混编为干预、维稳和支援三支部队；要求指挥官接受上两级军官的教育训练，战时同时充任指挥官、外交官和城镇治理者等多种角色；与法国、荷兰和波兰3国实现双边高度军事一体化，德法混成旅实现轮换指挥和连一级官兵的混合编成，成为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样板，等等。然而，在向“能力更强、行动更高效、可持续发展、具备全谱军事能力的新型武装力量”的目标迈进时，德军的改革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一些教训也值得反思。

　　就总体风格而言，德军改革堪称稳中求进，但有时也过于持重甚至略显拖沓。国内强大的“反战”民意基础，刻板而缺乏变通的民族特性，特别是在北约机制下长期坐享“和平红利”，都降低了德军对军事威胁的敏感性。事实上，冷战后的德军改革，更多的是面对现实问题的被动调整，远不能与其昔日在近现代历史上那些引领火药化、机械化军事革命的“大手笔”相媲美。德军因应对波黑和科索沃危机不力而背上的“笨拙的恐龙”恶名，从伊拉克战争中发现的与美军的巨大能力差距，以及在阿富汗战场的欠佳表现，都是其军事变革的主要诱因，同时也反映出此前改革“得过且过”的一面。

　　在具体操作层面，出于精兵考虑而实施的军力及开支裁减有矫枉过正之嫌。德军现役兵员从两德统一后的约70万一路跌落到近年不足20万人的规模。陆军最引以为傲的主战坦克，有九成“非拆即卖”。军费总额2005年之前一直在缩水，此后也一直在GDP占比1.3%至1.4%的低位徘徊。如此20多年下来，“自废武功”的消极后果已然显现。德军的行动不时受制于军费紧张，人力资源也经常捉襟见肘。经专家论证，德军眼下至少要扩充1万人，才能解海外行动人手短缺的燃眉之急。更为严重的是装备问题，采购的新型装备如A400M“空客”运输机、战略支援舰、特战直升机等，纷纷陷入“拖”（推迟供货时间）—“涨”（采购费用上升）—“降”（缩水预定性能）的死循环，许多现役装备则因老化和维护保养不善而故障不断，2014年和2015年，德军都曾发生“豹”II坦克抛锚造成高速公路大堵车事件。2014年夏，德军方仔细盘点后发现，空军战机、海陆军直升机和陆军装甲车的可用率仅为约40%.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德军的战备水平。

　　观念、军费、人才等多重掣肘之下，德国国防部长一职也成为德国政坛的一个“烫手职位”：无论是任经济部长时曾为德国经济注入活力的古滕贝格，还是曾任内政部长、以善于解决麻烦而著称的德梅齐埃，都在“壮志难酬”的慨叹中挂冠而去。被称为“女强人”的现任国防部长冯德莱恩2013年底上任时，改革起点并不乐观，对改革路径的认识也并未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德国重振国防，固然是要为其国际抱负提供坚实支撑，某种意义上也是为解决军队深层次问题的纾困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