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具有“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真抓实干，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应对复杂的矛盾、问题的根本的精神状态或态度。

　　具有方向感和战略定力，坚持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有效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里所谓的方向感和战略定力，主要指无论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随着“领域分离”，也会发生“力量转移”，即由注重国家统治或政府管制的力量逐渐走向注重国家或政府中的制度力量及法治力量，注重市场中的自主力量、社会中的自治力量、公民的能力力量及其它们之间整体共治的力量。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关键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难题和问题交织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运筹帷幄，把运用各种智慧和方法以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应对复杂矛盾、问题的精神状态：具有真正“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真抓实干

　　我国“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形象地称之为“发展起来以后”时期，我称之为“表达诉求、矛盾突发、攻坚克难”时期。我国民众表达诉求日趋觉醒和增强，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参与诉求和公正诉求等以及群众维权、协商民主、网络参与等现象在兴起。

　　民众表达诉求日趋觉醒和增强以后，需要合理满足，满足需要主观与客观条件。然而在客观上，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比较低，资源配置还不够公平；在主观上，相应的文明素质并不很高，如多讲权利、少讲义务，多讲利益、少讲担当，多讲民主、少讲法治，多讲自由、少讲纪律，多讲自主、少讲责任，多讲个人利益、少讲公共利益，多讲索取、少讲奉献，多讲表达诉求、少讲合理合法，结果满足不了民众日趋觉醒和增强的过高诉求，进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即进入矛盾突发期。这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今天仍有“碗里吃着肉、嘴里骂着娘”的现象，就是这方面的表现。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会伴随风险、引起不稳定。甚至有的思想家认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会进入“风险社会”。面对矛盾，我们一些人缺乏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遇着矛盾绕着走，甚至回避和掩盖矛盾，结果使矛盾“堆成山”，积重难返，成为“难啃的硬骨头”，进而严重阻碍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和进程。因而，这一时期也是攻坚克难期。

　　在这一时期，我们党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此进程中，我们党不仅要破解影响发展稳定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等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命运性难题”，还要破解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

　　一般来说，领导干部从政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注重眼前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显绩”；二是注重破解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潜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注重第一种思路，但更加注重第二种思路，即敢于直面并注重破解我们前进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具有“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真抓实干，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应对复杂的矛盾、问题的根本的精神状态或态度。

　　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党正在思考和解决战略性的问题

　　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还要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这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我们党面临“四大挑战”，即世界上一些国家对我国打压的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矛盾、难题的挑战，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二是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三是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

　　这里所讲的“伟大斗争”，具有新的历史形式。其中主要有资源争夺、市场争夺、意识形态斗争、反腐败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空间争夺、网络斗争等。这里讲的“斗争”，不是“文革”时期的批判、批斗、打倒，挑起群众斗群众，而是一种应对挑战、考验、危险需要具有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状态和实践行动。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意味着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正在思考和解决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具体理解，这一重要论断的精神实质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把握：

　　其一，要求我们对党目前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做出科学判断。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是作出科学决策并提出任务的基本前提。今天，要以清醒头脑科学判断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在此基础上明确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和完成的历史任务。今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难题与肩负的任务更多、更加艰巨。严峻形势与艰巨任务要求我们党积极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攻坚克难”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应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其二，要清醒认识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不足，面临“四大危险”，与完成任务、攻坚克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因而要树立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一个国家最大的危机是缺乏危机意识，一个民族最大的忧患是缺乏忧患意识，做好工作之最大问题是缺乏问题意识。然而，我们一些人对此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理性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一些人对我们党面临的“四大挑战”、“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不屑一顾，无动于衷，缺乏应对。这样是难以胜任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的。

　　其三，要攻坚克难，必须克服我们党自身存在的局限，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使自身硬起来。这种“硬”，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硬在斗志。这种斗志，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攻坚克难的行动。就是说，要用体现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方式进行斗争，使斗争精神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实现形式，具有历史和时代特点。

　　其四，要时刻保持政治上理论上认识上的清醒，认清复杂而严峻的斗争形势，认清“伟大斗争”的新形式新特点。要努力为进行“伟大斗争”做好各种准备，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认清当今西方以学术思想（文化、文明）外衣设置政治陷阱的本质，更要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凝聚一切积极因素。

　　应对复杂矛盾、问题和风险的重要保证：具有方向感和战略定力，坚持科学的哲学方法论

　　遵循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是提高应对复杂矛盾、问题和风险的重要保证。当前，要避免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聚合改革发展稳定的正能量，就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关系，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为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要坚持了以下几个基本的哲学方法论：

　　一是正确处理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宏大实验，会有风险，步子大风险也大。对此，我们不能向后退缩，需要采取的有效办法就是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具体而言，就是要敢于承担风险，但要减少风险；允许实验，但要选择好时机和方式；允许失败，但要减少失败；不怕出现问题，但发现问题赶快解决；不怕犯错误，但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敢试敢闯敢于创新，但在处理具体事情上要谨慎小心；预见可能出现的代价和风险，但应及早积极采取相应对策；应稳妥，但不能把稳妥变成停滞不前。

　　二是正确处理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要在实践经验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对改革发展稳定作顶层设计，以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避免改革的“碎片化”倾向；同时，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实践中，在一些新的领域和具体问题上，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再进一步摸出规律来。

　　三是正确处理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这在哲学上就是处理好全面和重点的关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的实质，在于要把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问题和风险提升到科学化水平。

　　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面临的总问题，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着重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改革与经济发展动力有关，稳定与社会和谐有关，改革是破解发展稳定问题的关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这既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中央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形势的准确判断。

　　一言以蔽之，具有方向感和战略定力，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有效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里所谓的方向感和战略定力，主要指无论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具体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根本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必须使打铁的主体自身硬起来

　　为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是为解决这些矛盾、难题和问题而顶层设计出来的，其实质就是为治国理政与解决矛盾、难题、问题提供一整套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当前，我们所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本质上是一种事关中国命运的“治本性改革”、“攻坚性改革”和“命运性改革”。

　　首先是推进“领域分离”，即推进“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现代化进程一定意义上就是“领域分离”进程，在当今我国就是实现“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会逐渐增大，进而会产生“水涨船高”的效应，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其次是随着“领域分离”，也会发生“力量转移”。这种力量转移，表现在由注重国家统治或政府管制的力量逐渐走向注重国家或政府中的制度力量及法治力量，注重市场中的自主力量、社会中的自治力量、公民的能力力量及其它们之间协商共治的力量。这意味着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调整和转变。

　　其三，社会结构转变和力量转移，要求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由政府主导体制走向注重在党的领导下的制度治理尤其是法治治理（“法”治）；由政府管制走向党委领导下的政府“政”治、社会“自”治、公民“能”治的协同治理（“共”治）；由注重国家权力走向注重国家治理能力（“能”治）；由注重等级走向注重公平正义（“正”治）。这种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本质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下的法治、协商共治、能治、德治和正治的有机统一。显然，转变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尊重民众诉求、化解矛盾和攻坚克难，进而为解决影响中国发展的“命运性问题”，为破解矛盾、问题、难题提供一整套制度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把坚硬的“铁”打好，必须使打铁的主体自身硬（即硬在精神，硬在能力，硬在作风，硬在纯洁，硬在凝聚，硬在斗志，硬在治理现代化），也就是必须加强和改进党自身的建设。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一条主线和标志性符号，是推进“治本性改革”、“攻坚性改革”和“命运性改革”的根本保证。（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