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妙谈

——从《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说开去

《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虞坤林编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日前邮差送来一件寄自浙江海宁的书包裹，打开一看，不觉令人分外眼亮。原来这是一册我盼望已久，却没想到已悄然问世的工具书——《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全书44万余字，编著者为虞坤林先生。本书收录了近现代人物日记1200余种，分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每一部分按照日记著者笔画顺序排列。本书为工具书，不论人物臧否，不加拣择，一律收采。本书所收日记，不论是单行本、合刊本、稿本、抄本或期刊内所收，或文集后附，能见者均一一著录。

　　凡与日记体例相同之书，虽不称“日记”，如“纪程”、 “游记”、“琐识”等，也予以收入。凡以“日记”为名，而是小说、散文类作品，原则上不予收入，如丁玲的《护士日记》。

　　每个条目下，设篇目、作者、版本、日记跨度、著者简介、收藏单位等六个部分。

　　有关坚持写作日记的好处，前人不乏种种妙谈。但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当以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先生（1904-1957年）的吐露最为实在：“记日记丝毫无自尊的意思，也无有预备做‘自传’的虚荣心。我的目的，大约有四：练习有恒的笔墨，一也；作日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二也；记银钱出入，信札往来，备一月或一年内查考，三也；记零星的感思及所见所闻有趣味的事，备以后谈话或作文的材料，四也。”（《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这段话写于1929年1月29日。

　　浦先生的日记原写本有十几册，限于当时的“语境”，其哲嗣浦汉昕、浦汉明两君请吕叔湘先生（1904-1998年）代为选定出版内容时，提出了“尽量保持原貌，不作整段的删节，只在必要处理改动了个别词句”（浦汉明语）的原则——确实，“日记”本来就是记主自我练笔、纪世录事、记账备忘的一种文字，并不是那种为了复制后广为流传的作品。

　　从小在苏州长大的吴雨苍（1916-2006年）在《蜗园忆旧》一文中说，少时曾问学于金松岑先生（1874-1947年），金先生对于学业上的要求是，除了登堂入室听讲古文外，每天须得写一篇日记和读书笔记，“每隔三四天，另出题目，各写一篇；日记和读书笔记，是每天必须交给他批阅的，这是我感到负担最重而最苦恼的事情。但是久而久之，不知不觉养成了我后来写作快、记忆强，一口气写几千字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看来，用写日记的方式来锻炼笔头能力，在老辈学人那里已成为育人成才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种养成后生持之以恒品质的传统。

　　1929年出生于天津的姜德明先生，也曾在《日记杂谈》一文中回忆说：“从读小学时，老师就让我们写日记，说是可以培养写作能力……解放后，三联书店出版了由曹辛之先生设计的一种《学习日记》，装帧设计很美，勾引起我写日记的欲望，写了足有多半本。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无暇顾及，就此中断了，但那本日记仍珍藏着”，后来，自我感觉越来越不合时宜，“鉴于胡风一案的教训，留下白纸黑字，总是祸患，还是主动销毁了事。”

　　“日记……原本是完全私密的，不加掩饰的，也不打算公开的，因而有可能更为具体地记录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更为真实地袒露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揭示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许许多多不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活动、观点和著述，大大小小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世事线索，通过日记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现。日记是时代风云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能够承载这种投影的文类并不多，日记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能不能记日记，敢不敢真实地记日记，是一个时代清明与否的标志。再就是，能不能坚持记日记，是一个人有没有毅力的体现，也是一个人敢不敢坦然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体现……”这两段话，分别是韩石山、陈子善先生为古农主编的“书脉日记文丛”（《日记漫谈》《日记闲话》《日记品读》《日记序跋》，均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所作序言中说的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日记文献的人文可读性价值。而这，也正是虞坤林先生编著《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的文献性价值之所系了。

　　虞先生在《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的后记中说：“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都处在一个风云四起、社会发生巨大裂变的时代，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变化的重大史实极为频繁。而在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人，在干些什么，在想些什么，也许留下的日记能告诉我们……”诚然，从此往后，我们不难借助虞君在该书中的文献指引（书后附有“日记著者”、“日记名称”两个索引），按图索骥地寻觅到为自己所感兴趣的人物的日记，从而能够比较近乎真实地回到历史现场，去领略、领会进而领悟过往的世况人情，从而倍加惜缘、惜福和惜时，甚至见贤思齐，拿起笔来，记录下自己所参与的这个时代的人生阅历、见闻和感想。或如韩石山先生所号召的那样——“勇敢地记日记吧，这是你对社会的信心，也是你对你自己的信心的表示。”（作者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