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十分复杂，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和创新能力不足。

　　结构问题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是变革的函数，产业结构规定着经济发展的质和量的边界。产业结构的“固化”会导致一国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例如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产业结构，使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引领经济蓬勃发展的，引领时代潮流的产业结构总能使一国经济持续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充分展示了一国经济体的活力。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特点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遍地开花的基础建设项目，各地普遍推崇的房地产业等为主打产业。尖端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不足。如果GDP可以用秤称重量，单位美元的GDP重量比发达国家明显偏重。这样的产业结构长期累积的结果就是低层次的产能过剩。

　　那么，为什么能够形成低层次的产能过剩，而且几乎固化呢？低层次的产能过剩既是我们既有发展模式的产物，更是体制、机制缺少“吐故纳新”的活力使然。

　　低层次的产能过剩首先是我们曾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经济是靠承接外来产业转移，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发展起来的。承担的外来产业的共同特点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很低的制造业。各地大干快上，使相关行业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当国际经济形势向好的时候，低层次的产能过剩通常会被掩盖，世界经济一旦进入周期性的调整，低层次产能过剩的问题立即显现。第二，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官员会在给定的体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在给定的体制下他们一方面更多追求以GDP为主要考核内容的政绩工程，直接上项目，或强令招商引资，形成了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对需要长期下功夫的实体经济，制造业等提升我国经济实力的产业关注不够。第三，产能过剩是长期积累的，与时不时地、情不自禁地刺激不无关系。当低层次的产能饱和的时候，如果没有结构提升和新的经济增长的兴奋点，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降下来。这是自然规律，由此迫使速度结构调整。但宏观经济政策往往误判，把结构性减速当做是需求问题，缺少战略定力，进行情不自禁地刺激使得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第四，是缺少过剩产能的退出机制。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产业结构提升，即创新的机制，又有退出的机制，即淘汰的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退出机制比提升机制更重要，没有淘汰，就没有创新和提升。退出机制就是兼并、重组、破产，甚至包括危机。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大部分因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他强调：“竞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他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 这样的作用“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 充满活力的机制可以在产能过剩初见端倪的时候予以消化，不至于酿成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创新与结构调整是同等的，没有创新就很难有结构调整和提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源于产业空间巨大，搞什么都可以发展，是靠粗放经营，是靠产业空间、政策空间发展起来的，总体上没有培育起充满活力的微观机制。一旦产业空间饱和，政策空间变窄，需要通过创新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马上显现。更由于创新不是号召层面的事，而是制度安排层面的事，短时间难以见效。

　　鉴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是结构问题，创新问题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选择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正确的。然而供给管理必须有适合供给管理的制度安排，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革的问题。其具体内容包括：

　　1.必须明确，供给管理所讲的供给是企业的供给。企业的供给以“真”企业为前提，“真”的企业是产权明确，约束硬化，唯市场马首是瞻的企业。真正的企业供给遵循效益原则，遵循投入产出的原则。如果供给对它是有利的，它会选择供给；如果供给对它是不利的，它会选择不供给。如果供给某项产品和服务对它是有利的，它可以选择供给，如果对它不利它可以选择不供给。一旦发现产能过剩，它会立即止步。资本再便宜，也不会盲目上项目。即使上了项目发现无利可图，也会及时终止，因为所有的亏空都要由企业的所有者承担。企业的供给既有创新，又有退出。但这一切都以企业是真正的企业为前提的。先天有缺陷的企业会扭曲自己的行为，或响应号召，或追求某种不当的非经济利益。如果我们在以后的改革中，不能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那就很难有供给管理意义上的供给。

　　2.特别应当研究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地方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经济发达国家提供的案例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地方政府基本上不负责经济增长的问题，那是企业自觉行为的结果；他们的地方政府只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样的构架有利于经济良性增长。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职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这样的架构有利于粗放性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容易直接干预经济，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应当让地方政府角色回归市场经济的基本角色，总的原则是提供基本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实行供给管理，地方政府要做的是：尽可能减轻企业负担，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防止环境污染。

　　3.中央政府应当切实转变职能，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要减少审批，破除垄断，精兵简政，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设置政府机构，规范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要在培育完善的市场机制上下功夫，为破产、兼并、重组、清理僵尸企业创造制度性条件，使之成为日常的正常性行为，以有效配置资源。政府可以发挥对产业发展方向的指导作用，但不要直接支持具体产业。不要干预企业，要给企业留下足够广阔的选择空间。人们可以发现，创新最多的地方，通常是政府管得少，市场体制规范的地方，世界如此，中国如此。要改变思维方式，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功夫，要尽可能减少调控，让市场体制经济规律自身起作用。健全的体制就像健全的人体一样，其机制本身是具有调控能力的，是很少看医生的机体。最好的、最有效的体制是最少调控的体制。政府各部门要恪守基本职能，过多、过细、过频繁，甚至基本精神矛盾的文件不利于稳定的市场秩序的建设。要像供给学派强调的那样，切实减税、费，切实减轻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创新是当务之急，然而创新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号召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结果，而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市场经济下的创新主体是企业。这源自于市场经济下创新的特点，即创新的回报性和风险性。创新包括技术上的风险和市场上的风险。

　　一个国家的创新状况取决于民众的普遍参与制度，取决于商业氛围。商业氛围的浓厚，不仅会使创新的参与者绝对人数会增加，而且会提高创新的成功率。政府要做的是创造浓厚的商业氛围，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社会文化要高度评价创新者，要包容创新一开始的异想天开。政府要有规划，但规划不能太细，且要富有弹性。要发挥规划在战略层面，基础层面的主导作用。在微观层面，给企业留下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

　　4.当前调整产业结构，清理过剩产能，可以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但总体方向还是要建立起健全的、本身具有自我强调调节功能的、充满活力的体制。最少宏观调控的体制是最健康的体制。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和努力方向。（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