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发展中国家“造血”

　　□ 林毅夫

　　“一带一路”是我国外交的新倡议、新战略，旨在通过沿线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往来，促进各国间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亚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该倡议实施后，短期内可为所在国增加就业机会，长期来看，可以提高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帮助发展中国家逐渐完成从发达国家“输血”的发展援助模式向自身“造血”的发展合作新模式转变。

　　■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为了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我曾提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涵的“新马歇尔计划”。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是一种多赢的国际发展合作。

　　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倒闭促发了自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复苏。但是，结构性改革所包括的降低工资、福利、政府减少赤字等措施，不仅会在短期内压低消费、扩大失业，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推行，还会在政治上面临很大阻力。

　　过去的危机通常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建议发生危机的国家以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爆发，发达国家都有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一个国家想以贬值增加出口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必然引来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性贬值，结果大家都无法增加出口，也难以进行结构性改革。

　　预见国际货币组织传统措施的失效，我在2009年初提出了一个全球复兴的“新马歇尔计划”，主要内容是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消除增长瓶颈，促进所在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拉动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出口，给发达国家创造和货币贬值一样的结构性改革的空间。

　　之所以提出这个全球复兴的“新马歇尔计划”，是因为不仅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还有改进空间，而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差。发达国家与其以财政赤字发失业救济，还不如把同样的资金用来投资于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达到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的作用，还可以提高其增长潜力，增加财政税收，弥补财政赤字。另外，主权基金、退休基金、中国及石油输出国的外汇储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收益率很低，也都不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上述建议在提出以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2010年，20国集团首尔峰会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列为发展共识的第一项。2013年的圣彼得堡和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也再次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也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复苏的措施。但是，到现在尚未有国家采取实际行动，为全球复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如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率先推进亚欧间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做出了榜样。

　　■ 劳动密集加工产业转移

　　“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营造友好的外部环境之外，还扩大我国外汇储备的使用范围，培育我国出口增长点，沿线有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利于我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建筑材料的供给上，我国拥有比较优势。

　　在推动为发展中国家“造血”的发展合作新模式上，我国还有一项法宝，即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工资上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将逐渐转移出去。自工业革命以来，类似的转移已经出现过多次，为承接国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的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实现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摆脱贫困，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这次，我国劳动密集加工产业转移的新特点在于规模庞大。按照2014年公布的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1.24亿人，相当于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产业向外转移时的12倍，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产业向外转移时的22倍。世界上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年轻人比例高，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方面，已有2012年东莞的华坚鞋业集团的成功案例，该集团以“两头在外”的方式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当年实现盈利。它一跃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出口企业，还使埃塞俄比亚鞋业出口翻一番。同时，这种做法也有利于我国附加价值较高的中间部件和相关机器设备的出口，为我国的产业升级开创国外的市场。所以，和“一带一路”一样，这也是一个双赢的发展合作模式。借助“一带一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战略都可以为与我国进行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血。

　　■ 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

　　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移为主要抓手的发展合作新模式对国际发展有很大意义。

　　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设立了很多多边、双边的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总署、世界银行、美国援外总署、英国国际发展部等，但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中挣扎。从二战以后到现在，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另外5个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所以未能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在这两方面不具比较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只能采取“输血式”的援助，并附带许多额外的和发展无直接关系的条件。

　　在推行对外发展合作新模式方面我国也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中国企业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备。“走出去”战略在2001年才提出，国内外的政治、金融、法律环境都不一样，很多走出去的企业最终失败。这既需要企业提高素质，也需要政府提供帮助。

　　此外，中国对外合作政出多门，有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等，还有进出口银行、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他们都有对外援助资金，结果是力量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一个统一协调对外合作关系的国际发展合作部，来把资源组合起来，推动建立我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