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往往是年轻人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守农村务农；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务农。留守老年父母和妇女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家庭并没有减少农业收入。家庭中有人进城务工，务工收入就净增长了家庭收入，而在农村的家庭支出相对比较少。越来越多人外出务工，提高了村庄中村民的收入，从而提高了村庄消费水平与人际交往成本，比如人情彩礼水平的提高，促使更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以挣更多钱回到农村生活。

　　随着时间的延续，外出务工从只用很短时间在外务工挣钱、在家盖一栋房子就体面回家，到越来越多地走出去，由青年向中年、由男同胞到女同胞、由个人到夫妻甚至将子女也带出去，进城务工由临时性的短期安排变成了长期打算。

　　尽管如此，这时候的外出务工，生活目标与归属都在村庄，自己生命价值的参照群体也在村庄。无论在外打工时间有多久，生活的终点与意义都还放在村庄。每年春节回到村庄，既是自己生活的年度周期，又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无论在外受到多少委屈与辛劳，回到家乡与亲友乡邻的相聚，都为外出务工找到了意义。每年春节返乡，也是依据自己家庭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家庭策略调整的决策时期——新的一年家庭中谁外出打工、到哪里打工、打什么工，以及家庭农业发展策略如何，是在村庄中建房还是到城里买房，等等。

　　在这样的家庭策略中，即使在外务工时间长、收入多，这些外出务工者最终都想着要落叶归根，他们在城市获取收入，却在村庄获得意义，他们之所以愿意在城市忍受委屈与辛苦，是因为未来有农村的生活。打工是手段，村庄生活才是目的，才是终极价值，才是魂牵梦绕的地方。

　　当农民家庭不只是丈夫外出务工，而是夫妻拖家带口进城务工时，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务工就有了更多城市生活的内容，就可能更多地脱离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父母仍在家务农，他们春节回来看望父母，或只是寄钱给父母。他们拖家带口到城市生活，子女在城市借读，越来越熟悉城市生活，与城市自然地融为一体。夫妻开始在城市建立除了务工以外的社会关系，以及有了更多落地生根的倾向。

　　在城市务工时间越长，在城市越是建立起厚重关系，也越有落地生根的能力，甚至开始策划在城市买房或就在自己家乡县城买房，他们最终可能融入到城市中，而忘记了农村。农村已不再是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他们的终极价值所在，他们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他们期待能真正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并为此而努力。

　　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务工获取收入来改善村庄中的家庭生活。务工是手段，村庄体面的生活才是目的。而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越来越变成拖家带口在城市务工，他们因此有了更多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他们想融入城市并不是希望在城市漂泊而是能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知道在城市体面安居不易，所以大都愿意保留农村退路，一旦他们进城失败就可以退回农村，过比城市漂泊要体面和安全的日子。也就是说，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讲，农村很多时候变成了手段，融入城市才是梦想。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目的还是手段？农民将如何融入城市？这个问题不可笼统回答，而必须依据时间与空间条件来加以具体分析。无论何种情况，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因此，保留农民工的农村退路就是保留农民的基本人权，也就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安全阀。相对保守的农村政策是中国农民之福，也是中国现代化之福。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阅读延伸

　　进城务工观念的地域差别

　　云贵川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更愿意在城市享受生活，外出务工能不能赚钱也许不是最重要的。能见世面、好玩、有钱、可以赶时髦、可以吃好喝好，很重要。云贵川农村的社会连带较弱，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相对自由地享受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而不必也不会过于节俭，以在年底带现金回到家乡村庄。他们甚至可能春节不回家，而更多留在城市过春节。

　　相对来讲，鲁豫皖农村往往存在着相当激烈的竞争关系，外出务工赚钱回家盖房子或到县城买房子，是外出务工者的第一要务。在外务工没能赚到钱回家盖房子，就会在村庄中抬不起头来，甚至儿子娶不到媳妇。因此，进城务工的鲁豫皖农民工就会想方设法多加班赚钱，就会十分节俭，就愿意干脏活苦活累活。他们最终就也赚到了钱且回家盖了房子，或者到县城买了房子。

　　云贵川外出务工农民工与家乡的联系可能更弱，从而更可以脱离家乡，问题是他们务工收入基本上都消耗掉了，积蓄很少，所以他们不仅在家乡的村庄盖不起好房子，更无力到县城买房子进城。相反，虽然鲁豫皖外出务工农民工与家乡联系紧密，他们却因为攒钱在县城买了房子，而有能力脱离自己的村庄。

　　当然，以上地域的差别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