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教育医疗资源紧张……“城市病”困扰着市民生活。图为观众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参观城市模型。 （资料图片）

　　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新时期，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提出很多新观念、新认识、新要求。该如何理解并把握城市发展方向？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专家仇保兴，听他阐述自己的理解——

　　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城市病”，有的治对了，有的治错了，经验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记者：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尊重并遵循相关规律，正在成为包括城市管理者在内的全社会共识。您觉得，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和提炼城市发展规律呢？

　　仇保兴：我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角度提升认识。一是从理论方面推理。理想的城市发展目标必须以人为本，并兼顾生态环保、社会公平和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历了30多年以传统工业化推动的城镇化，我国当前更需将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作为城市工作的主要目标。

　　二是从历史中提炼规律。世界上曾出现过几次城市化浪潮，都产生了相应的“城市病”。这些病有的治对了，也有的治错了，经验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例如，英法等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曾碰到脏乱和疾病流行问题，拉美和非洲出现贫民窟，这些教训都必须避免。提炼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发展规律，将其与我国各地城市规划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是避免城镇化走弯路的重要保障。

　　三是从问题导向归纳。上世纪形成的两个关于城建的“宪章”非常典型。一个是“雅典宪章”，针对工业污染、人口寿命缩短、霍乱症流行、城市卫生条件恶劣等病症，一些建筑师、规划师1933年开出一系列药方，比如设立明确的城市分区、规定街道宽度和绿地公园比率等。功能区的划分就是在当时提出来的。到了1977年，国际建协又在秘鲁利马提出了“马丘比丘宪章”，提出城市是流动性的空间，这种流动性空间不能被汽车和功能分区所区隔。这一点对我国非常重要，因为许多城市决策者仍迷恋已被国际规划界淘汰的清晰功能分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