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被称为“财富的容器”。目前我国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意味着已经正式进入城市时代

　　记者：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为什么要从全局高度做好城市工作呢？

　　仇保兴：首先要将全局性放在全球化角度来理解。上世纪9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萨森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所有的城市都会进入到全球城市网络体系。有些普通城市如果注意到了变革和结构调整，有所准备和行动，就有可能进入重点节点城市，在全球化网络时代获得更多战略性资源促进进一步发展。

　　其次，从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来看全局性。经济学界曾普遍认为城市应该规模越大效益越好，但其实这和大中小城市数量呈正态分布的实际完全不符，三级城市都有存在的优势。

　　再次，从全球性气候变化角度来看全局性。联合国相关机构曾给出过一个数据：全球75%以上的能源是城市消耗的，75%的人为温室气体是城市排放的，75%的污染也是城市排放的。由此可见，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举足轻重，人类命运决定于城市能否绿色发展。

　　最后，从城市经济增长功能来看全局性。我国的GDP、科技创新成果、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是城市产生的。城市因而被称为“财富的容器”。从城乡关系来说，城市是主动者，它是人口的吸引者。目前，我国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这意味着已经正式进入城市时代。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是区域增长的火车头”，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城市工作、学习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知识。

　　宜居性是一系列现代城市要素中最基本的要求，“先生产、后生活”的城市发展模式需要改变

　　记者：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五个统筹”，刚才您已经讲了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能否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对其他几大统筹谈谈您的理解？

　　仇保兴：好的。第二个统筹是“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系统性”。对城市工作者来说，相关感受是非常深的。一方面是“时间上的系统性”，城市规划的论证、编制、执行、检查、修正是一系列行动的过程，我们要用城市规划为工具对各种城市病进行治理，正因为“过程性”是城市规划的主要属性，必须具有贯彻、监督、修订、反馈的具体执法过程，所以现代的城市规划讲究迭代式进行规划编制和实施，因为它必须在不同的情境下一次次地试错和修订。另一方面是“空间系统性”，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我国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系统被肢解的问题严重。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重申了三者是严密系统的三大环节、不可分离。

　　第三个统筹是“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城市是地球上人工与自然最大的复合体，也是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难题，这要求城市发展要从灰色的动力结构转向绿色的动力结构。所以这次会议提出了城市发展三大新动力——改革、科技、文化。这就要求城市工业要率先实行结构调整，以“新型工业化”取代和改造传统工业；从集中、大规模基础设施为主转向小型、分散与循环利用为主、从刚性城市转向弹性城市；还必须从局限于城市本身发展转向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第四个统筹是“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宜居性”。宜居性是一系列现代城市要素中最基本的要求，意味着改变过去长期倡导的“先生产、后生活”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认为：为何人们愿意住到城市中来？是因为城市的生活更美好。首先，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人类社会需要心灵的认同和空间的归属感，这就要求我们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都要尊重城市中的普通市民。二是城市需要多样性，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多样性，无论是街区还是城市，只有满足多样性才有活力。三是要诚实、客观地认识和治理“城市病”。四是要注意城市已经产生了贫富差距，城市的宜居性是由低收入阶层来认可的，他们认为城市是宜居才真正是宜居的，这是因为低收入阶层在城市空间上基本没有流动性，而高收入阶层却可以自由流动。

　　第五个统筹是“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积极性”。城市规划要尊重自然、尊重普通人利益、尊重本地的历史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把政府、企业、专家、多学科人士和市民发展城市的积极性等都汇聚到一起。所以，西方早就提出，所谓城市规划就是联络性的规划、开放的规划。通过这次城市会议的解读，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都可以得到更深的认识。 （记者 王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