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检察官独立办案取代过去“层层审批”式的审判管理，这一司法改革的重头环节正令一些司法工作者感受“阵痛”。日前据媒体报道，吉林省法、检两院首批改革初步投入运行以来，不少法官、检察官对上级的“放权”颇感不适。此前，即使办案中有些瑕疵，也有更高一级的领导“托底”，很多中青年法官办案养成了对上级领导的把关依赖。

　　独立办案带来的阵痛，折射出司法改革远未成熟。但对改革而言，及早感受这样的阵痛不失为一件好事。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的司法改革一大方向，就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与其相应的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强化独立办案等，均旨在建立符合现代规律的司法运行机制。对一线办案法官和检察官来说，独立办案意味着对案件的“绝对负责”。他们需要对阅卷、提审、起草文书等环节进行把关，并成为明确的责任主体。

　　同时，这种绝对负责不仅针对具体案件，也针对相对抽象的法治原则，即审理、裁判均需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在司法运行的框架内进行，而不应受到法外力量的干预。长时间以来的“把关依赖”，恰与这样的原则背道而驰。

　　看上去，对审判进行审批的上级法官、检察官，同样属于司法共同体内部，但事实上，其审批权限和话语权的获得，更多基于行政地位而非专业地位。实践中，一位并不经历办案过程、甚至无暇对案件情况进行深入了解的上级法官、检察官，却对办案结果进行“把关”，这样“把关”显然难以摆脱行政干预的烙印。而一旦对其形成依赖，其实就是对行政权力和行政渠道的依赖。

　　在行政主导的语境下，依赖行政渠道去解决某些“疑难杂症”，不仅能够分散某些层级的责任，且往往是一剂“特效药”。过去不少地方的司法实践中听任行政因素“指手画脚”，也是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往往能量巨大，其“快速见效”的功能就像抗生素一样，令办案人员屡试不爽。但其结果，则是司法因素和行政因素的此消彼长，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的大受损伤——个别地方一度习惯“以权压法”，除了外部行政权力的越界，同司法机关内部对行政的“把关依赖”也脱不开干系。

　　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强化司法公信力，自然要向这样的陋习开刀，并令司法回归正常的司法轨道。这方面，吉林的尝试并不是首家。就在不久前，海南省高院明确将不再开展全省法院集中“大接访”或院领导定期接访活动，为延续了10年的“大接访”画上终止符。与吉林法、检两院的经历类似，海南此举也是为了摆脱一直以来的某种“把关依赖”。此前，一年一度的院领导“大接访”一度被视作打官司的“制胜法宝”，因为领导批示和行政关注，往往能够改变生效判决。

　　取消“大接访”，则意味着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从党政机关重新回流到法院，依靠法律轨道解决问题。就司法改革而言，这同样是一个明确的方向。这类实践的意义，甚至超过司法改革本身，而指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在许多具有明确制度和程序的领域，一旦对行政权力产生出过度的“把关依赖”，往往导致既有规则的失灵；而只有将一切回归到原本的轨道，改革才可能顺畅推进。

　　但克服这样的依赖，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改革方向明确后，对一些法官、检察官身上的“不适感”，更要通过现实来予以扭转。这需要为改革创造出充分条件，并给予相关人充足的保障。就司法改革而言，如何制度化地摒除上级对办案的习惯性干预，如何细分办案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如何解除权责不清的后顾之忧等，都是明确方向之后需要重点着力的领域。只有这些细节都得到了妥善的设计和实行，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真正凸显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