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的精髓在于非冲突性和对抗性，避免交流、互动的障碍，既包括量的均等，也不排斥非均衡的良性互动。这一新发展理念将更好地激活不同区域之所长，进而开辟中国区域发展新阶段新空间

　　对于增长极效应，应当鼓励、扶持而不是阻挡、抑制。然而，这并不排除用各种非对抗式或可承受的途径，促进区域之间的合作，既做到资源互补，又使增长极效应延展开来，从而辐射带动协调发展

　　“十三五”开局之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必要将新发展理念作为重中之重。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协调紧随创新之后，其中区域协调发展又是核心内容。与以往平衡、均衡概念相比，协调发展理念蕴涵着价值判断的重大调整，是我国区域发展理念的新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协调发展非传统均衡发展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方向、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协调发展。在贵州调研时，他强调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战略定力，加强调查研究，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破解瓶颈，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在吉林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他指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国家要加大支持力度，东北地区要增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精准发力，扎实工作，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协调发展，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此可见，在看待和引领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协调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

　　要理解协调发展，先要理解其内涵。从发展理念层面看，协调发展与均衡发展（或称平衡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均衡、平衡的要义在于数量的均等或缩小量的差距。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揭示了均衡增长现象：一种动态增长的稳定状态。哈罗德认为，当合适的储蓄率与合适的资本—产出率所决定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相等时，经济就实现了均衡增长。简言之，均衡即均等。

　　协调发展的精髓在于非冲突性和对抗性，避免交流、互动的障碍，既包括量的均等，也不排斥非均衡的良性互动。因此，协调发展包含均衡与非均衡的有序、稳定状态。在区域发展战略选择上，它实质上告别了传统思维即追求平衡或均衡发展。这一新发展理念将更好地激活不同区域之所长，进而开辟中国区域发展新阶段新空间。

　　拿出更多力量助内地发展

　　新中国所走过的区域发展战略调控之路，实质上是从期盼或努力实现均衡发展，到逐步认同非均衡发展，进而追求协调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前，一方面囿于思想观念的局限，另一方面得益于计划经济体制配置资源的便利性，区域发展战略明显具有期盼或努力实现均衡发展的特征。

　　产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工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建立的，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入侵者举办、晚清官商合办以及民族资本兴办的工业。到1949年，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在此背景下理解，建国初期的156个重大项目其实是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次均衡。严格来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控，依然是这一均衡战略的延续，可称为第二次均衡。当然，这次调整也有国际形势的判断因素，因而具有一定的被动强制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第一次打破均衡，走向突破、跨越的战略实施阶段。邓小平同志成为此战略实施的第一决策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实际，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著名的南行讲话中也明确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得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一突破、跨越战略，将发展重点定于东部沿海。战略实施先从广东、福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开始，先后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后又开放沿海14个城市，进而开发上海浦东，形成点、线、面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在这一重点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国内外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大规模向沿海地区集聚，带来了历史性的快速发展。

　　20世纪末，西部大开发战略诞生，开启了追求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这与当年邓小平同志预测中央政府协调地区发展的时间高度吻合。198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里所说的“一定的时候”或“那时”，是指何时呢？1992年南行讲话时，邓小平同志给出了答案：“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4年后，中央再次加大区域经济协调的力度，明确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实施“五统筹”战略，以确保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直至如今，中央明确把协调作为指导“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尤其是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

　　追求区域间要素有效流动

　　梳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脉络可以发现，协调发展战略的科学内涵或内在属性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要点：第一，尊重增长极效应，客观承认和保护合法、规范的量的扩大差距。既不将量的差距变化（如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差距等）作为区域发展成就的唯一标志，也不会采取机械举措（包括杀鸡取卵等变形方式）限制地区的增长幅度。

　　第二，关注整体性的协调发展，凸显区域各自优势，追求区域间要素流动和有效互动，防止分裂和对抗。尤其是关注和重视可能会带来社会对抗的一些警戒线现象，如通货膨胀率，分为温和（或称低度，物价总水平为3%以下）、急剧（或称中度，物价总水平在3%－10%）和恶性（10%以上），并依据情况的变化采取调控；失业率（超过5%至6%就难以承受）；基尼系数（0.4%以下为社会可承受度）。尽管受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而不会照搬他国模式，但作为社会底线管理与调控的方法探索是可以借鉴的。

　　第三，政府调节的主要手段是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关键在于维护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做到保障性“托底”，体现全国一盘棋，又尊重差异性收入以及与之适应的效率贡献。

　　第四，通过采用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如培养人才、扶持主体功能区、区域互助、扶贫等，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这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根本路径。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向区域与空间要发展动力成为发展新阶段中的一个特征。协调区域发展，将深远影响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前景。如何更好地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关键在于构筑三层递进的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体系。

　　第一层次为基础性依托：区域内培育造血机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首先应解决扶贫问题，但实施扶贫的过程也存在如何促进发展、培育造血机制的战略布局。事实证明，即使极其贫困的地区都有可能培育促进产业发展的造血机制，如宁夏固原是地处六盘山区的特困核心区，但2014年多项经济指标增幅都居宁夏第一。对于广大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培育造血机制，强有力地促进发展，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意义重大，至少涉及明确功能、挖掘优势、拓展载体、培育人才等内容。

　　第二层次为增长极延展：区域间合作对接。对于增长极效应，应当放开而不是管住，鼓励、扶持而不是阻挡、抑制。这是协调发展所应包含之义。然而，这并不排除用各种非对抗式或可承受的途径，促进区域之间的合作，既做到资源互补，又使增长极效应延展开来，从而做到在合作中以增长极效益辐射形态带动协调发展。促进增长极效应延展的合作方式或体系至少有3种类型，即自愿式合作、引导式合作和对接式合作。

　　第三层次为全国统筹：国家范围内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或全国统筹的任务，重点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明确的表述是“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进程中，中央政府站在全国层面，承担起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但并不排除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和企业服务等资源的作用。事实上，只有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服务有机结合，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公共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不过，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言，重点是依赖中央政府引领、管控，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