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必将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强大的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开辟新的征程。

历史性变革和成就筑就更加坚定的制度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事实和成就展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活力，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合理性。归根到一点，5年来我们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度，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标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成熟和定型。“新的历史起点”意味着，我们要在现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再出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过程也是我国国家治理走向更加成熟的过程，集中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成熟、定型。

　　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成功背后的制度因素却没有深入分析，不理解或不认同，有的人则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质疑、歪曲甚至攻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制度的认识不足，更是因为他们固守现代性的“西方中心论”模式。我们自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缺乏主动的探索和研究，缺乏自觉的认识和自信的底气。其实，近40年持续快速的增长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的成功自有其成功之道，这个成功之道就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可以说，中国改革发展成就的最根本体现就是在制度进步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当代中国制度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现代化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终要体现在实践层面，落实到制度建设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和经验都需要制度规范来保障和巩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

　　当代中国制度体系是历史地形成的。制度自信源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践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自身特色。独特的基本国情、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自己特有的制度。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突出地表现为两点：一是天下胸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不断包容、吸收、融合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使自身民族文化不断有新的活力注入。二是家国情怀。追求团结统一，反对分裂，有超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的传统基因。这些历史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中国制度体系。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过程中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十分清晰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实践基础。

　　当代中国制度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新的实践推动中国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高度关注，他在1992年就提出了构建制度体系的目标：“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