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要赶快补短板，力争管到位。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有些做法依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一些措施是在加剧市场失灵，另一些措施则抑制了市场的活力，最后就把放管结合的经给念歪了

　　不能笼统地讲放管结合，而要明确放什么、管什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的政府，确实做了不少事情。但在某些方面，做得还不够完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可能最后一个获得市场信号，如果非要用行政决策去干预经济，难免事与愿违

　　当前，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热点。但是，热点之下还需要冷思考。放管结合的关键是放什么、管什么，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就容易病急乱投医，改不到点子上。实践中，一些政府部门对“放”重视有加，却对“管”强调不够，思路也不清晰。为此，需要进一步探讨政府究竟应当着重管什么，从而把“放”与“管”有机统一起来，避免该管的没有管住、不该管的却管了。

　　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涉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按照公共经济学的常识，政府主要应该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而不是在与市场功能重叠的地方起作用。这就是说，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既然政府的主要功能应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那么首先要搞清楚市场在哪些领域是失灵的。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对于有的政府管理者来说，却不一定知道这个常识，所以就无从按照正确的理论去实践，以致造成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

　　分析下来，市场失灵表现之一是市场不能保证公正，需要政府来补救，如基尼系数偏高的问题。市场失灵表现之二是市场不会提供公共物品。在这方面，政府需要优化服务，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的服务。市场失灵表现之三是产生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的恶化问题。市场失灵表现之四是市场可能造成垄断，政府应当反垄断。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既要治理自然垄断，又要防止行政垄断。市场失灵表现之五是信息不对称，“暗箱操作”等问题还解决得不够彻底。

　　当然，我们也有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如保障社会秩序和稳定方面。这在全球范围里也找不出几个更好的了。但总的来说，我们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要赶快补短板，力争管到位。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过去做得不好，现在认识到了，努力去解决，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但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有些做法依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一些措施是在加剧市场失灵，另一些措施则抑制了市场的活力，最后就把放管结合的经给念歪了。

　　我们说放管结合，这里面的学问很深。不能笼统地讲放管结合，而要明确放什么、管什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我们的政府，确实做了不少事情。一方面，政府能力强，特别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性程度高，在较大程度上维系了一个“中性政府”，基本不受利益集团的绑架。

　　但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完善。比如在生产和投资领域，政府管得太多太具体，效果却越来越不好，造成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可能最后一个获得市场信号，如果非要用行政决策去干预经济，难免事与愿违。李克强总理曾说过，30多年前他在农村做村干部，那时候起早贪黑，恨不得把每个劳动力当天干什么都给定下来，到头来农民吃不饱肚子。后来搞承包制，放开搞活，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怎么种，几年时间温饱问题就解决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政府必须把属于市场的空间都放给市场，把主要精力放在弥补市场失灵上，这样的放管结合才是可取的。

　　当前还要特别警惕一个现象，就是政府失灵。经济学教科书上，市场失灵的理论很成熟，而政府失灵的理论还比较薄弱，这是公共经济学可以拓展的领域。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的归纳，政府失灵主要有四个表现：决策失误、机构膨胀、官僚低效、寻租。这是一家之言，与市场失灵相比还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不过，单看这四个方面，除了官僚低效有争议外，其他的在我国都有所表现。因此，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忽视这方面内容。

　　例如，从注重事前审批转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当前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规范不健全的条件下，必须掌握节奏、分步实施、循序渐进。

　　我们正处于转轨期，过去看来是对的或行之有效的，未来不一定依然正确并继续行之有效；未来可能对的或行之有效的，放在当下未必适当或行之有效。因此，必须适应经济新常态，更多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定位政府职能，让政府回归本位，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加强市场监管，其余的尽量放开。这样的放管结合，才符合正确的发展方向。（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