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依凭于动作与器具，而人心之仁才是蕴蓄在心的。如果没有内心之仁，礼乐都将失去意义。可以说，人所追求的仁的境界，才是礼乐真正的根基。

　　《论语》有个故事，说孔子在卫国，有一天在房中击磬。这时有人挑草筐从门外经过，只听此人评论道：“这磬声很有心啊！” 说着伫足静听，过一会此人说道：“这磬声像石头撞击之声，硁硁然意志坚定，却不知随世道变通。何必呢！既然没人理解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如《诗经》所说：水深就履石而渡，水浅便撩裳而过。”孔子说：“此人说得如此坚决，我无话反驳。”可以肯定，这个挑草筐的人，是一个立志忘世的隐者，所以才会对积极入世、又不愿变通的孔子有这番评价。

　　《论语》有很多篇章，表明孔子自己是常练习各种乐器的。比如这里的击磬，就是一种石制的打击乐器，属古代八音中的石音。先秦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功用，认为音乐与人格修养相关，故而挑筐者从孔子的磬声，能听出孔子的精神追求。

　　儒家一直将“礼乐”并称，今人考据发现，甲骨文中，并没找到“礼”字，却有“乐”字。这可能表明，乐比礼出现的还要早。音乐之所以在古代极受重视，是因为音乐与祭祀有极大关联。祭祀的仪式最初就被称为“礼”，而在祭祀及各种礼仪活动中，是一定少不了乐的演奏。原始艺术中的歌、舞、乐，或多或少地与祭祀及礼仪活动相关。有学者研究发现，在西周时代，乐在教育中所占的份量，甚至要超过对礼的教育。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乐看得比礼还重要，意思是音乐才能真正让一个人的人格修养得以完成。这种对艺术精神的发现与肯定，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大。

　　《礼记》中有篇长文，叫《乐记》，对音乐功用有很多比较精采的论述。比如，它认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意思是：乐起到和同的作用，礼能起到区别的作用。和同使人们亲近，区别使人们相互尊敬。乐超过限度会使人放纵，礼超过限度会使人们隔膜。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融合而仪表庄重，这就是礼乐的功用。再比如它认为，乐是从内心产生的，因此可知其真情，而礼是外在表现，因此可见其美德。“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大乐必定是平易的，大礼必定是简朴的。乐通行，人们的心情可以发泄出来，所以就会没有怨恨；而礼通行，人们的言语行为有了规范，就会少了冲突纷争。所以“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意思是大乐与天地有着自然的和谐，大礼与天地有着同样的秩序。

　　所以，儒家一直认为音乐是能够提高内心修养与人格精神的，能让人产生平易、正直、慈爱和诚信之心。《乐记》中有一段话，清晰地说到了乐是包括诗、歌、舞一种要素的：“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意思是：德性，是本性的端正；音乐，是德行的花朵。金石丝竹，是作乐的器具。诗表达乐的心志，歌唱出乐的声调，舞表现乐的姿容。诗歌舞三者都发自内心，然后乐器跟着配合演奏。所以乐的情感深切而旋律鲜明，气息浓郁而变化万端，和顺的情感蓄积在心中，光华表现出来。只有乐是不可以弄虚作假的。

　　《乐记》中对音乐下的一个最重要的定论就是“乐者，乐也”，认为音乐是可以真正让人快乐的事物。儒家对求道、谋道的看法，一直认为“乐之”比“知之”“好之”更重要。只有以道为乐，道与人的生命才变得没有间隔，圆融贯通。而在孔子的观念中，音乐是真正可以让人趋于尽善尽美、达致中和的一种修养。所以孔子会：“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孔子看来，礼乐依凭于动作与器具，而人心之仁才是蕴蓄在心的。如果没有内心之仁，礼乐都将失去意义。可以说，人所追求的仁的境界，才是礼乐真正的根基。《乐记》中有句大白话，可看作是对音乐功用的结论：“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至于孔子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不言而喻的。《论语》中说：“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意思是孔子与人同歌，只要遇到唱得好的，必请他重复再歌，而后再和他同歌。可看到，孔子和今天的“麦霸”有得一拼。孔子还做了大量的音乐整理与编辑工作，所以《论语》有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意思是使诗与乐得到了它原有的配合。自孔子之后，中国人一直把艺术看作是人生最为重要的修养，同时认为，人格修养同样对艺术境界的高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系北京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