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从长远上讲，需要地方政府的投资、融资、行为方式上发生改变，让地方政府把一部分的公共建设进行民营化，把一部分表面上看难有商业回报的项目想办法改造成具有一定商业回报的项目。

　　近期，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很普遍。在瑞士召开的第43届达沃斯年会上，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普遍认为日本经济会是一个亮点，而中国经济令人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去年和今年的风险报告中都把中国经济视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风险点。

　　无论外界怎么评价，我们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笔者看来，我们的经济确实存在一定风险，其中最主要的风险就是地方债。审计署今年年初公布我国地方债水平是18万亿元，GDP占比33%左右。这个数字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要仔细看里面的具体数字。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从根本上讲，地方政府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融资方式。

　　实际上，居民消费已经在增长了。2007年开始，居民消费增长已经超过了名义GDP，所以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在改善的，只不过这个基数比较低，所以短期内是难以依赖的。

　　未来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增长点为什么还是基础建设？以香港和成都为例来比较，成都居民和香港居民，在私人住房、私人消费方面状况差不多，成都居民的消费品占有量和居住面积不比香港低，在私人汽车和电器方面的拥有质量也不比香港低。但成都居民和香港居民的生活质量差别，就在于出门以后的环境差异，在于地铁、公交、空气、饮用水，在于自然灾害来临时的应对能力。实际上，切实解决百姓需求，就是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点。

　　我们一直靠政府举债、借钱去大量投资公共建设。尽管这些公共建设对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很有帮助，但是由于政府没有进行商业推广，因此会潜在地形成一个不良债务。从本质上讲，从长远上讲，需要地方政府的投资、融资、行为方式上发生改变，让地方政府把一部分的公共建设进行民营化，把一部分表面上看难有商业回报的项目想办法改造成具有一定商业回报的项目。比如地铁建设，我们完全可以学香港，把地铁“上盖”(即在地铁站上方与地铁出入口连通的商务或住宅大厦)交给地铁公司来做，把本来亏本或微利的地铁交通变成通过“上盖”及地下各种商业投资项目回报来补充。再比如在一些街道的改造方面，我们可以引进民营经济，改造之后，把一部分广告或地面交给相关的开发商。通过这种方式，把城市的基本建设转换为企业、政府跟民营经济合作的方式。

　　总之，必须要把金融改革一项项落地，同时在地方政府基础建设的融资方面下功夫，搞改革。这两件事情如果能够从今年开始逐步推进、落地的话，我们的宏观风险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再经过一两年的努力，笔者相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有所提高。

　　(作者李稻葵，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