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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村治理的进程中，村规民约具有汇集民意、聚集民智、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独特作用。如何推动村民与基层组织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合力，从而真正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是新时代乡村治理努力的主要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对社会治理问题进行了阐述，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在乡村治理的进程中，村规民约具有汇集民意、聚集民智、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独特作用。同时，村规民约独特作用的充分发挥能够增强村庄民众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等，从而成为解决新时代乡村矛盾的有效途径。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只有通过引导村规民约向法治有序、德治有效、自治有利方向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有序的乡村治理，才能增加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明晰村规民约的功能定位，这是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前提。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过程中，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定位必须明确。当前，部分地区的基层干部和民众对于村规民约的功能定位还存在一定误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其目的是充分发挥和调动民众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保证基层民众的参与，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因此，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程中，必须进一步完善新时代村民自治的顶层设计，恢复村规民约的本色，明确村规民约的功能定位，充分引导民众参与治理。

　　明晰村规民约的适用对象和文本内容，这是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乡村人财物的流动性大为增加，村庄内部利益分化加速，村规民约的适用对象和文本内容也需要根据乡村的这些变化进行调整和明晰。村规民约适用对象的明晰指村规民约制订主体和约束对象不仅包括村民、村两委成员，还需要根据变化将外来流动人口纳入到村规民约的制订主体和约束对象中来。在村规民约文本内容的明晰方面，不能将村规民约作为国家法律或政策的另一个版本，或干脆提供一个示范文本，并且这个示范文本的内容应随着政府中心工作的变动而不停变动。村规民约作为村民实现公众参与的一种途径，解决的只是村庄面临的紧要问题，这一紧要问题并不一定会随着条件的变动而变动。村规民约如果成为国家法律或政策的另外一个版本，那么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村规民约的基本意义，随之村规民约就会出现官言官语，就会导致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引导性、约束性随之降低。

　　提升村规民约的权威性，这是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重要保证。在乡村财物流动性增加、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并存的背景中，村庄良好的内生秩序的形成与村规民约的权威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实践中凡是纠纷少、秩序良好的村庄，村规民约的权威性就充足；而纠纷多、上访多的村庄，村规民约即使制订出来，也很少发挥引导和约束性功用。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村规民约的权威性，让所有村民内心认同村规民约，以实现教化引导作用。村规民约权威性的提升，首先要从制订程序入手。基层乡镇政府不能将村规民约作为完成上级任务的抓手。在村规民约未来的修订过程中，村两委要组织村民反复讨论，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将“合议”等同于“合意”，还要创新村规民约的执行方式和提高村规民约的违约成本，如此村规民约的权威性才能真正树立起来，村民也会自觉将村规民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明晰村规民约的执行和监督主体，这是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外部监督。传统社会的村规民约的执行和监督依靠宗族和士绅。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基层政府和村两委，这是村规民约在执行和监督方面面临的新形势。这种背景下，村规民约的角色和功用还需要依靠民间力量和民间权威。首先，乡镇政府可以负责但不能干预，也无需提供示范文本，将村庄治理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还给村民，村民是最懂自己的生活的，政府负责但不干预，这样才能消除成文法和习惯法之间在民众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还要精简村规民约的内容，将一些与村民生活没有太多关联的内容去除，如此村两委的责权利才能统一。其次，充分发挥村庄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比如乡贤理事会、老年协会等，这是社会协同的重要力量。还要明确村规民约的监管机构，指定一个政府职能部门负责村规民约的实施，比如各级民政部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民政部门的主业，培育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