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要出好文章，需“因情而造文”而不能是“因文而造情”，同理可证，做精品书首先要有“因情”去做的强烈欲望

　　出版业呼唤精品书已经多年。成功者经验多多，不成功者教训也多多，归根究底去想，大都是一个境界问题。

　　做精品书，编辑、出版人一定要有强烈的出精品的欲望。我不想用“愿望”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做精品书的编辑和出版人。对于一个要做精品书的编辑和出版人，“愿望”一词尚嫌绵软，“欲望”一词庶几能表达我们内心的紧张和冲动。前不久，写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作家陈忠实去世，文学界、出版界哀悼、怀念、追忆之声甚隆，这与作家为人为文的品格相关，也与作家为创作精品7年多埋头苦干、呕心沥血的强烈欲望相关，还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何启治为代表的几位编辑多年来与陈忠实不离不弃、相守相伴、精心编辑的强烈欲望分不开。人文社编辑高贤均、洪清波接到陈忠实含着眼泪交到他们手上的书稿，不顾人在旅途，舟车劳顿，迫不及待地日夜审读，以敏锐的眼光和判断力确认这是一部精品书稿，以充沛的激情迅速把热烈褒扬的意见告知焦虑期盼中的作者，如此等等，无不表现出强烈的欲望。要做精品书，那么，请问，我们有强烈的欲望吗？作者有含着眼泪交上书稿的激情吗？编辑、出版人有急切审读、热切肯定好书稿的冲动吗？古人认为要出好文章，需“因情而造文”而不能是“因文而造情”，同理可证，做精品书首先要有“因情”去做的强烈欲望。

　　毋庸置疑，在出版界的作者群和编辑出版队伍里，具有做精品书强烈欲望的编辑、出版人大有人在，可是，我们却不敢说因此就大有精品书在。具有强烈欲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就此做好精品书又是另一回事。

　　要做精品书，编辑和出版人职业修养的境界更是不可或缺的。编辑、出版人只有具备做精品书良好的职业修养，那么，对具有写作精品书稿能力的作者才会锲而不舍，对偶遇具有精品书潜质的选题、书稿立刻有敏锐反应，更重要的是，对书稿具有亲切感，而不能让优质书稿从眼前滑过、自手中失落。

　　想多出精品书，还需要必要的激励机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精品书一时不赚大钱，社里便无重赏，请问哪里来的勇夫？此外，还要有评价机制。出版界曾经盛行过“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说法，以为这是善于经营管理的表现，而这把尺子就是当年的经济收益，不少时候，精品书就在经济收益这把尺子的量度下极有可能窘态毕现，甚至发生“大惭大好，小惭小好”以致“嗜痂之癖”的苦恼人的笑话，请问，在这样的企业文化氛围里，谁还有做精品书的强烈欲望？作家宗璞的精心之作《南渡记》一开始卖得并不好，后来接到其续集《东藏记》书稿，人文社认定这就是一部精品，坚决投入，努力推广，作品最终获得茅盾文学奖，成为出版社的长销图书。

　　这就是我们在讨论精品书生产时，为什么首先要归根究底追问编辑、出版人的境界的理由。我们不妨反思：要做精品书，欲望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追求境界吗？有学养能否做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投入境界吗？有呼唤能否确保“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发现境界吗？大学者王国维对做学问境界的描述已经为大家烂熟于心，做精品书难道不也同样需要这番境界吗？

　　做世间的任何精品，难道不也同样需要这番境界吗？（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