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文，不同的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就其有形的方面而言，有饮食、服饰、建筑等，就其无形的方面讲，有语言、社会制度、观念、信仰，林林总总。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个人属于哪种文化。但是，在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形式中，最核心的最本质的是关于“人性”的认同。不同的人性认同与人性规定，决定了文化的根本不同。为了理解文化传统的不同，我们最终都需要追溯到不同文化所预设的不同人性理想。

　　为什么人性认同和人性规定会成为文化的根本标志呢？其根本的哲学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对人性的“规定”，“人性”是从文化而来的，而非生物学上遗传得来的。

　　说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人是先天缺失者；第二个方面，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并无固定的本质、本能，其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的这种后天养成与人的普遍早产有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的快速发育与人类女性的直立行走是相互冲突的。直立行走要求人类女性的骨盆不能太宽，而人类进化使得大脑越来越大。哺乳动物的孕育期与大脑量有一个线性相关关系。按照人类的脑量，这个孕育期应该是21个月，但是，孕育了21个月的人类胎儿脑量将达到675毫升，是成人脑量的一半。达到成体脑量的一半，是哺乳动物胎儿娩出时合适的脑量。然而，孕育了21个月的人类胎儿太大了，人类的母亲无法产出这样大的胎儿。人类女性为了直立行走，其盆骨的最大宽度只能容纳300毫升脑量的胎儿娩出，因此，进化无情地宣判，人类必须早产。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早产，使得人类的婴儿有漫长的后天学习时间。正是先天缺失，使得人类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自己创造自己，因此，人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特别是，通过文化被构成的。作为先天缺失者，人类可以有多样的发展可能性，因此，对人来说，先天缺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

　　作为有死者，人需要为自己的生提供意义辩护。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但是，只有人这个物种是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的不可逃避性。这种对死的先验的知，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难题：既然早晚必死，为何当初有生？生命意义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类何以能够如此坚定执着地活着，哪怕吃尽苦头、受尽屈辱？这一方面固然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每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之中，习得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人生”。这个“人生的意义”通常并不是以概念命题的方式出现的，而是渗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实践之中被领悟到。人们通常也不会反省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一生中某些关键的时候，比如青春反叛期、比如特别困难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反省。正是这个“人生的意义”，让人们尽管吃尽千辛万苦，仍然能够坚强、乐观地活着。

　　在汉语里，当我们讲到“人文”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一个是“文”。前者指的是理想人性。后者“文”古代通“纹”，是一个动词，表示画道道、留下痕迹，基本意思是“纹饰”，以后发展成了达成理想人性所采纳的教化、培养、塑造方式。所谓“文化”，指的就是这种训练理想人性的过程。

　　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各自有很不一样的“人文”。不同的人文，标志着不同的文化。在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可以体会到这种人文的不同。要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人性理想、什么样的教化方式，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