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而战”与“保家卫国”

　　西方文明的源头有两个，希腊文明加希伯来文明，它们之间也相当不同，但与中国文明比起来，它们仍有明显的共同点。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农业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则是航海的民族，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成熟而典型的农耕文明。

　　希腊半岛土地贫瘠，并不盛产粮食。主要产出是葡萄和橄榄，以及葡萄酒和橄榄油。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需要与近东地区进行贸易。爱琴海又极为适合航海，所以希腊民族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此外，希腊人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后代，有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

　　无论游牧、航海还是经商的民族和人群，他们与农耕人民最大的不同在于，频繁的迁徙而非安居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无论《圣经》还是《荷马史诗》，都是讲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经常遇到陌生人，与陌生人打交道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与中国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

　　由陌生人组织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准则来组织。相反，血缘纽带必然被淡化、边缘化，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

　　西方文明的契约特征在希伯来文化那里看得非常清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被认为是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具有神圣性、强制性。人类因为违约而受到惩罚。“约”在这里是规则，是共同承诺的规则，具有平等性和普遍主义的特征，不因具体人和具体情境而轻易改变。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中国人固然也讲诚信，讲道德自律，但是其依据并不是外在的规则约束，而是内心的良善。规则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事实上，中国人通常比较轻视规则的神圣性，喜欢灵活机动、见机行事，过于依赖规则被认为是死脑筋、呆板。中国人并不相信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认为变化是宇宙的基本现象，因此要把事情办好，就得关注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不只是遵循某种普遍的原则。这是东方特有的智慧，但容易导致契约精神的缺失。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不守规则、轻易打破规则，嘲笑死守规则，不可能建成一个法治会。

　　契约文化要求一种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在我看来，契约文化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负起责任来，从而能够制定有效的契约并有能力遵守契约。能够制定并能够遵守契约的人，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契约文化要求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于是便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

　　对现代中国人而言，“自由”是一个相当陌生的东西。它本来不是一个汉语词汇，而是从日本流传过来的西文翻译词汇。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自由被看作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个人权利。

　　对西方人来说就完全不是这样。现代中国读过书的人都能背下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可以脱口而出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1775年3月23日在弗吉尼亚议会演讲中的那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但是中国人却不大能理解这些名句名诗的内涵。自由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充斥在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的每一个宏大叙事中，充斥在无数的文学艺术经典中。纽约哈德逊河口由法国人民赠送的自由女神像成为美国的重要象征，希腊国歌的名字是“自由颂”，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收藏于卢浮宫的名画是“自由引导人民”，电影《勇敢的心》从头到尾都响彻着主人公呼喊“自由”的声音。实际上，不理解自由的真谛，就不理解西方文化。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朝鲜战争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与西方的战争，一方是中国军队，一方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双方都会树起自己意识形态的旗帜，以显示自己的正义和合法性，以激励士兵浴血奋战。美国加入朝鲜战争的理由是什么呢？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7月19日检阅入朝参战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官兵的时候说：“这个自由的民族正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参战，为他们争取自由与和平。”在同日的群众集会上，杜鲁门接着说：“自由的人民遍布世界，自由是人类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追求”，以“自由受到威胁”、“要为保卫自由而战”，来动员美国公众支持参战。战后美国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了韩战纪念园，纪念墙上刻着这样的字“自由不是免费的”。那么你们知道中国方面参战的理由是什么吗？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都熟悉这句话，那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家卫国”明显诉诸的是中国人熟悉的血缘文化精神。捍卫家的安全、国的尊严，是参战的最高理由。一方是“保家卫国”，一方是“为自由而战”，可以看出鲜明的文化差异。

　　我已经把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根本区别归结为人性理想的不同，一边是仁爱，一边是自由。现在，我要简短地说明，这种文化差别如何导致了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我想你们一定已经意识到，我想说的是，正是追求自由这种人性理想，才导致了希腊科学的出现。

　　是的。正如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希腊人也同样需要一种人文形式，这个人文形式就是科学。对希腊人而言，追求科学不只是获得一些信息和经验，而是借此追求永恒。永恒的东西之所以值得追求，因为它独立不依、自主自足，它是自由的终极保证。

　　（本报记者陈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