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我们的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是对过去数百年西学东渐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理性审视，体现了制度、理论、道路自信中蕴含的文化自信

　　理论周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论述，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我们的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那么，提出这个命题有何现实背景？

　　韩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借鉴了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就有人认为我们的成功是完全源于学习西方的结果。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而且这种文化传统一直成功地延续下来。由于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进程，1840年以后中国衰落了。但与几千年的文明史相比，这只是短暂的“历史瞬间”。中国在历史上每一次变动中都能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次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及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恒久的文化根基。习近平同志正是从这种大历史观看问题，让中国人民重塑文化自信心。

　　陈晋：这个论断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即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不能去搬“飞来峰”。中国当今实行的制度，是由我国人民在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基础上，经过长期奋斗和探索做出的选择，不是哪个人、哪个政党简单凭主观愿望来决定的。

　　理论周刊：从历史上看，这个命题的提出，是不是在理性地审视我们过去数百年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程美东：任何现实的制度和实践都植根于具体的文化，对于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来说这个命题应该是常识。但为何在近代以来大家却特别重视讨论这种常识性的命题呢？从根本上说，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而形成的自我超越性的冲动使得我们很容易突破常识的规矩，很容易跟西方亦步亦趋，从而使我们不时地在现代化道路上走些弯路。所以，在当今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我们所取得的突飞猛进的成绩之时，主动地提出这个命题，就是对于我们过去数百年西学东渐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理性审视。

　　第一，对于西方文化价值中心论的反思。近代世界的文明发展进程毫无疑问是在欧美文化主导下进行的。西方文化对于近代中国、世界的发展影响巨大，西方中心论一度颇为不少人欣赏。但是，这种西方中心论不独与文化发展多样性的要求、民族发展差异性等不一致，也与各国、各地区现实发展的图景不一致。因此，人们对最初的主要由于物质文明的因素而形成的西方中心论，开始了理性反思：西方价值是否具有超越时空的实用性？如果它具有普世性，何以理解西方国家自身发展历程中的曲折坎坷？何以理解广大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国家过程中的诸多不如意和其自身文化历史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问题？

　　第二，对于拉美、非洲、亚洲一些国家发展模式的反思。拉美国家于19世纪初即开始了民族独立的现代化历程，非洲国家普遍于二战后开始了民族独立的现代化历程，它们普遍是西方制度的摹本，但是直至今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其预定的目标，更无法达到其所期望的同样的制度、措施在西方国家实施的效果。这充分说明，没有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制度措施，无法取得合适的效果。

　　第三，近代中国史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给我们的启示。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得人们越来越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它充分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效率问题，所以它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而其内在的逻辑就是要尊重中国的国情、尊重中国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