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立足于中国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抉择，是顺势而为、取势而上的英明决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色。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迎接挑战强大自己，做成了大事，化解了难事，办成了实事，充分体现了实践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最鲜活、最直接的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充分体现了立足中国发展方位的时代特色

　　方位决定方略，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对形势正确的观察。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立足于中国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抉择，是顺势而为、取势而上的英明决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一，从经济方位看，中国正站在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新起点上。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到67.7万亿元，合计超过10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中国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开出了一列“特别快车”，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大国。但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有经济规模不等于有经济竞争力。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面临至少是“五个过”的严峻挑战：一是过剩，即产能严重过剩，钢材、水泥、煤炭、汽车多个产业的产能过剩率超过20%；二是过多，即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目前我国淡水、一次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资源的平均消耗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三是过高，即对外依存度过高，石油、铁矿石、铝土矿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从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四是过大，即发展不平衡，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差距过大；五是过低，即经济质量过低，高端的、有效的供给不足，低端的、无效的供给有余。同时，中国原有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却在逐步逼近。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站在“新常态”的发展方位上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其二，从政治方位看，党的执政地位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新“赶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著名的“赶考论”，67年的执政生涯，我们党向“主考官”——人民群众，交出了一份合格的执政答卷。然而，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我们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更加复杂的“新赶考”。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党的寿命超过一百年，没有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时间超过80年，而中国共产党已拥有95年的建党历史、67年的执政历史，并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是名副其实的“老党”、“大党”和“长期执政党”。我们党在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执政风险，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个风险”；面临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的严重侵蚀；面临着庸政、懒政、散政、怠政，以及不愿为、不会为、不敢为“为官不为”的“准腐败”，等等。党的执政宗旨、执政作风、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所面临的“大赶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应对这种“新赶考”的抉择。

　　其三，从社会方位看，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之一，是我们党对全体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说到必须做到。“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个五年，众多的难题和民生需求，均集中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党已进入“民生政治”时代，人民群众对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环保、分配、文化、安全等公共服务有着更多、更好、更快的需求，对应享有的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有着更现实、更直接、更迫切的需求，而新的社会组织层出不穷，新的阶层分化日益加快，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风险、社会危机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集中凸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适应这种新的社会方位的必然选择。

　　其四，从国际方位看，中国正处于世界格局大调整，全球治理更为复杂的新阶段。中国大转折是伴随着世界大转折而进行的。当前，世界经济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复苏任重道远，全球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反倾销”案件有50%是针对中国的。同时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错综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从“中国责任论”到“唱衰中国”，中国在取得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也遭到西方某些人不怀好意的阻挠、忌妒。大转折必然伴随着日趋激烈的竞争，全球治理体系将在“重新洗牌”、“重新抢滩”中变得更为复杂，必然要求中国当政者拿出更富有智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色

　　一个政党，最高的权威是其理论上的权威，最高的创新是其理论上的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宝库，是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四大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色。

　　其一，既没丢弃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又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老祖宗”。通观十八大以来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在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政治经济学等先后作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认真阅读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可以看到引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词汇的频率是极高的。这些都显示了新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但与此同时，我们党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勇于和善于从变化了的国情、党情、民情出发，根植于鲜活的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提出融入中国元素、富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如“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等等，均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超越”。

　　其二，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最新成果，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中国改革开放最新的实践沃土中诞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才有了西方国家关注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奇迹”。但“本土化”并不等同“封闭化”，相反，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一个面向世界，具有国际眼光、全球思维的体系，是中国全方位、多层面、宽领域对外开放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应对世界大转折、大发展、大调整的理论。如“一带一路”的战略、自贸区的战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战略等，透射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放性”的本质属性和特征。

　　其三，既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承又勇于实现已有的理论突破。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融会贯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接力棒”。这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表现得极为鲜明，他的讲话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延续，许多地方都强调要牢记、重温。但难能可贵的是在继承中又勇于突破，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仍保持了“中国特色”，但却是“最新的中国特色”，在“牢记、重温”中有创新，如，在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基础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重申“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基础上强调“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重温“赶考论”的基础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在坚持“德才兼备”的基础上提出了好干部的具体标准。诸此等等，实现了理论的新飞跃。

　　充分体现了破解当代中国面临发展难题的实践特色

　　理论来源于实践，新的理论来源于新的实践。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立足于破解当代中国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迎接挑战强大自己，做成了大事，化解了难事，办成了实事，充分体现了实践特色。

　　其一，坚持破解发展难题的导向性。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承认问题，不推诿、不回避，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有冷静的态度，有深刻的把握，并把解决问题视为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这正是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重要的价值取向。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好改的、容易改的、能立竿见影的改革都改了，“肉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所以，必须有改革的攻坚意识，要有“壮士断腕的气概，背水一战的勇气”。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对改革的难度有感而发，曾引用古籍中的名句：“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更加强调问题导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面对问题迎难而上，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三严三实”的作风，坚持为官必为的最严格的“问责制”。

　　其二，坚持破解发展难题的精准性。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个鲜明的实践特色就是既有准确的问题定位，又有解决问题的精准的思路和措施，有硬招、真招、实招。对我国当前面临着的“转型”、“拐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有正确的判断。比如，清醒地判断我国目前已进入“三期叠加”阶段，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确定经济增长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等等；强调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必须采取“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扶贫攻坚，是党和国家多年来实施的民心工程，但提出“精准扶贫”，提出到2020年全部摘除贫困县的帽子，列出一个不落下的扶贫时间表，则是不同以往的特点。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一部新的“实践论”。

　　其三，坚持破解发展难题的协调性。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高难区、敏感区后，我国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多数是综合性、复合性、叠加性的问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少改革陷入胶着、纠结的困境，这对执政党的谋划和决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加注重解决问题的协调性，坚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防止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避免解决老问题，又冒出了新问题。相比以往，协调发展放在了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使改革的成果能真正惠及到全体人民。（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博导，省委决策支持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