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华

　　就在大雪弥漫后的某日，身处延安山村的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妇，为了保障闺女及时赶火车上班，愣是用两把扫帚在长达30里的山路上为女儿扫出一条大爱之路，这让不少网民唏嘘赞叹。也有人说，这种老牛舐犊的事情，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也轮不着上升到道德境界。

　　2013年全国道德模范的李永生，不过是甘肃省甘谷县的普通出租车司机，在他开出租车的3年里，在车上捡到并归还失主的财物价值达25万多元，可是在这位拾金不昧的汉子背后，是年逾古稀的老母亲，是下岗在家的妻子，是先天性脑瘫的儿子。

　　其实不论是出于人伦大端的亲亲之爱，还是出于悲悯同情的推己及物，这都是中华道德文明中的宝贵基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支柱就是这样树立起来的。今天，当我们在大城市的氛围中一再感受自私、冷漠、暴戾甚至残酷的时候，广大的中国乡野却不断传来鼓舞人心的人间暖流。这正应了数千年前孔子的一句话：“礼失求诸野。”

　　孔子曾带着强烈的精英意识把现实社会中的人群划分为“上智”与“下愚”，他认为这两种人是很难相互流动的，所谓“不移”。但是孔子的伟大恰恰在于，他也同时认识到，没有永恒的精英，一旦天下板荡，精英和平民的身份可能发生巨大的对流，因此他不无敬畏地把重建文化系统荦荦大端的希望寄托于广袤的乡野。

　　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针对不同的文化创造主体提出一对文明结构概念，叫做“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代表国家与权力，由知识阶级所掌控、书写；小传统代表乡村，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这一区分被广为引用，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大”和“小”的衡量结果是颠倒的。至少，“大”和“小”不能用一时的政治权威去简单衡量，文化的生命远远超越政权。

　　中国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当做一部大书来看和读”，在他看来，前文字时代的历史文化的遗存才是真正的大传统。在他的视野中，这种传统，既包括静态，也包括动态，既包括客体存在，也包括人类的主体存在。作为文化延续寓体的人应是其中最为生动活泼的部分。这样看来，面对价值紊乱、价值流失的道德危机，我们进行文化重建的力量之源就是十分深厚和博大的。

　　文字时代被史学家动情地定义为文明时代，如今城市文明处于生产消费的高端，几乎垄断了文明的光环，使得广大的乡野显得黯淡和贫弱。城市的确空前展现了人类智慧和组织的力量，但是我们在获得高效率、高消费的同时，各种城市病症正侵蚀着文明肌体的健康。尤其是在道德领域，人们很难再自信地用鼓舞人心的词汇去描述它的光辉灿烂了。

　　作家张石山和鲁顺民2013年出版了一本“行走大地”的书，名字就是《礼失求诸野》，他们生动地描摹展示着留存在广袤乡村世界的中国礼仪文化的方方面面，让我们感到久违的亲切和厚重。但是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大潮中，我们承载伟大文化力量的乡野，如何才能避免被掏空和吞噬的命运呢？我们的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应该在气势恢宏地规划城市蓝图的同时，好好反思一下，我们如何才能留住乡野上的伟大力量，滋养我们世世代代的诗意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