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古代越南是“儒家文化圈”中与古代中国及儒家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一环。汉朝至明朝的历代政府都曾在今越南境内设立郡、县或布政司。1454年，明宪宗帝册封黎仁宗为安南国王。1802年，清嘉庆帝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1885年中法战争后，越南才不复为清藩属。古代越南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在文化上也有诸多表现。早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儒家思想就传入到交趾地区。在考试制度上，越南历代王朝长期采取科举制度，其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直到1919年才废除。朝鲜作为与中国东北山水相连的邻国也曾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百济就已先后采纳中国的制度。大致在高丽时代（917-1392），儒学传入朝鲜半岛，这一时期的高丽王朝在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都模仿中国。在随后的朝鲜王朝（1392-1910），儒家朱子学更是在朝鲜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日本列岛与中国隔海相望。自《论语》约在4世纪传入日本后，儒学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604年，圣德太子颁布了取法于儒家思想的《十七条宪法》。自6世纪中叶开始推行的大化革新的一大特征就是全面模仿唐代的政治制度。在公元8 世纪到12世纪间，日本还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实行以贵族子弟为选拔对象的贡举制度。在江户时代的两百余年间，朱子学一度成为官学。在文字上，5世纪前后，汉字传入日本，日本正式开始了文字记载的历史，9世纪前后，日本人又在汉字基础上创制了假名。新加坡开埠始于1819年。新加坡所以与儒家文化渊源甚深，主要与华人为其人口构成的主体有关。据统计，至1890年，新加坡的25万人口中，中国人达16万人，其比例达64%，这一比例到20世纪30年代时更是上升到75%。以华人主体的社会决定了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大致到近代以前，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古代中国是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儒家文化的早熟性、稳定性使其对周边国家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二是儒家文化圈中的各主要国家均位于东亚、东南亚，地域上的相邻与文化上的相近性的叠合强化了古代时期儒家文化圈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三是儒家文化圈中各国的文化相似性具体体现在文字、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其中最能体现儒家文化圈特征的是儒学在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尊崇地位，儒学在古代中国、越南、朝鲜、日本都曾长期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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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中弱西强”的现实不仅动摇了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核心的地位，也使儒家文化圈中的各个国家相继对儒家文化展开反思与批判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儒家文化圈面临重大危机。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中弱西强”的现实不仅动摇了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核心的地位，也使儒家文化圈中的各个国家相继对儒家文化展开反思与批判。

　　儒家文化圈在近代最大的变化其实来自于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国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在与西方诸强较量中的接连失败使近代中国人日渐将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眼光投向西方。随着危机的不断加剧，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越来越大。与之相应，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文化步步紧逼、逐渐退缩的尴尬境地。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新式学堂的大量建立，从考试制度、教育制度两个方面中断了儒学在中国社会传承的主要手段与途径。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国两千多年帝王专制统治的崩溃，也意味着作为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的神圣地位的终结。新文化运动更是从文化角度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全面清理与批判。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欧美式的富强道路。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成为二十世纪上半世纪的中国的两大政治选择，在选择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时，近代中国人并没有给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太多的空间。

　　近代以后，伴随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核心地位的动摇，儒家文化在日、韩等国的影响也渐趋式微，它们各自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展开了近代化历程，分别以不同方式走上了“向西转”的道路。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对日本有着长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局使日本人对中华文化的景仰发生了根本逆转。1853年发生的黑船事件更使日本人深切感受到了与欧美的巨大差距。为弥补差距，迎接西方强势文明的挑战，“脱亚入欧”成为近代日本人的文化新选择，明治维新也就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展开。经过明治维新的逐次变革，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立宪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中央集权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在教育制度上则建立起近代教育体制，自然科学取代传统儒学成为各级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教育开始强调对自我传统的继承与结合，强调对民族主义的灌输及传统道德的传承，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完成了从“和魂汉才”向“和魂洋才”的转换。从“汉才”向“洋才”的转换，可以看出自近代以来的日本离中国越远，离欧美则越来越近了。正是缘于此，学界有时也将现当代日本划入到欧洲文化圈的范围。

　　朝鲜在步入近代之初所走的学习西学之路与近代中国颇有近似之处。1876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面对亡国危机，近代朝鲜也开启了对外学习的步伐。其时，日本与中国是朝鲜学习的两个目标，激进开化派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国体变革；温和开化派则主张仿效中国的洋务运动。不管是激进派对日本的学习，还是温和派对中国的学习，其目标均指向了西方文明，只不过一派强调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一派强调学习西方的器物罢了。近代朝鲜作为一个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没有太多机会将改革步伐推进下去。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被置于日本的控制下。直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控制长达半个世纪。

　　近代越南命运多舛。1883年，法国强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条约否定中国对越的宗主权。1885年中法战争后，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940年9月，日本军队趁法国战败之机侵入越南。日本投降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45年9月成立。随后的二十年间，越南又先后遭到法国、美国的殖民侵略，直至1975年7月，越南才赢得抗击外来侵略的彻底胜利。长期沦为殖民地的历史也使近现代时期的越南与儒家文化圈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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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考察，儒家文化圈终会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迎来新的生机

　　二战结束后，儒家文化圈内的各个国家都相继摆脱了殖民或半殖民地的命运，迎来了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但伴随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冷战格局的形成，儒家文化圈又面临着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再次割裂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因素。自二战以后，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甚至还引发了儒家文化圈范围内的一系列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就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集中体现。

　　当然，不管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儒家文化圈各国的侵凌，还是儒家文化圈内各国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还是二战后儒家文化圈内部意识形态的对立，都只是使儒家文化圈暂时处于发展低潮，从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考察，儒家文化圈终会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迎来新的生机。其一，从时间上看，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圈面临危机最为深重的时段也就百年左右，而儒家文化及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已有近两千多年的历史，自有其强大而坚韧的生命力，百年危机并不能彻底改变儒家文化及儒家文化圈的发展轨迹。其二，从地域上看，儒家文化圈各国山水相连，地理格局上的相邻特征决定了儒家文化圈的各个国家在文化上的相近性，这种文化上的相近性并不会因短期的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纷争而改变，相反，文化上的相近性有可能最终化解儒家文化圈各国间的矛盾与纷争，真正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及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欧盟的发展历程为儒家文化圈在当代的发展路向展现了一种可能性。其三，导致儒家文化圈在近代产生危机的原因已经消除或正在消退。西方强势文明的输入及西方列强发动的一系列殖民战争是引发近代儒家文化圈危机的两大原因。从战争角度看，至1973年1月美、越《巴黎协定》签订，美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退出越南战争，西方列强自近代以来对儒家文化圈的殖民侵略自此成为历史。从文化角度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儒家文化圈各国及地区特别是“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极大地提振了各国、各地区对自我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单向输出逐渐成为历史，民族文化及儒学的复兴日益成为儒家文化圈各国关注的话题，儒学热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韩国的持续兴起表明儒学包括儒家文化圈的活力正在被激发出来，在儒家文化圈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学的文化及道德价值必将日益显现。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