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年巡查委员云骑尉春明为巡查围场情形给吉林将军的禀文

　　清政府定鼎中原之后，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要素考虑，对东北地区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划定贡山与贡江，不得移民居住，不得开垦土地、森林和挖掘矿产，不得采集、猎捕野生动植物，将其尽可能纯自然地保护起来。封禁地内设围场，为皇室采捕东珠、人参、貂、鹿等贡物，也是八旗练习骑射的场地。为了落实封禁政策，康熙九年（1670年）在吉林筑起了柳条边墙，南起盛京边墙的开原威远堡边门，北经法特东亮子山（今舒兰市二道河子）的法特哈边门到松花江，总长690余里，设有四个边门。此外，清政府还在每个边门配备了30名到40名兵丁，严禁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出入。封禁源于皇太极崇德年间，酝酿于顺治，形成于康熙，经历了局部封禁——全面封禁——局部弛禁以至解禁的阶段。

　　清朝对吉林的封禁，也许与一个美丽的传说有关。曾流传着仙女到长白山仙湖沐浴，吞朱果而生爱新觉罗氏的神话。因此，清统治者一直认为长白山是其发祥的灵山。为了保护祖先的“发祥地”，把长白山、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北，兴京（新宾）以东，伊通以南的大片土地划定为“龙兴之地”，对这个地区进行封禁，以保持那山、那水、那物、那人的原汁原味原生态，永葆本民族的灵性和皇族纯净，以获神灵的福佑。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在珲春设置了珲春协领，加强对长白山一带的封禁。乾隆即位后，不仅因袭康雍两朝的封禁政策，而且强化扩大了对东北的封禁。乾隆六年（1741年）五月，颁布了针对吉林地区的封禁令：“吉林等处系满洲根本，若聚集流民于地方实无裨益。应如所请，伯都讷地方，除现在民人，勿许招募外，将该处荒地，与官兵开垦，或作牧场。再者，出产人参、东珠之吉林江及与长白山、乌苏里等处相同之水旱道路，向来不准行走，应令该将军、府尹等严行查禁。”宁古塔将军宣告吉林地区全面封禁。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颁行《宁古塔等处地方禁止流民例》，不仅规定“永行禁止”流民潜入，而且还规定严惩放纵流民的看守边门的官员。嘉庆即位后，依然施行封禁政策。嘉庆八年（1803年）五月初二，就禁止贫民携眷出口制定章程一事谕示：“山海关外，系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地亩，以致妨碍旗人生计，例禁有年。”吉林地区从乾隆六年全面封禁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吉林将军奉旨招民开垦舒兰平原，全面封禁120年，此后逐渐弛禁。

　　吉林省档案馆保存有光绪二年（1876年）闰五月巡查委员云骑尉春明为巡查围场情形向吉林将军报送禀文。禀文写道：“窃职奉派巡查围场，有无奸民潜入，偷砍树木，搭盖窝棚，捕打牲畜，刨垦地亩，并各卡值班官兵，有无在彼汛守，认真查明，据实呈报，毋得循隐等因。遵此，职于五月十五日带领荒营向导兵等，出省进山，由玛夫塔起向西挨次巡查，抵至伊通卡伦，查得八道卡伦，其各卡值班官兵并无旷误不齐之处，巡查均属周致。各该卡内亦无奸民潜入，偷砍木植，捕打牲畜，刨垦荒地，搭盖窝棚等事。除取其各该卡官查过切结存案备核外，理合据实将查过缘由禀明。”从这篇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禀文看出，清光绪初年，对吉林封禁地区设岗巡查，检查项目繁多，细致入微，足以说明清朝对封禁政策的重视和谨慎。

　　清朝在吉林推行封禁政策，保护朝廷和皇族在东北的特殊经济利益。东北地区山清水秀，沃野千里，物产丰盈，满清皇族独享这里的土地、草原以及人参、紫貂、东珠等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保存满族固有习俗，防止汉族文化影响。清廷一再申明，“满洲本业原以马步骑射为主”，“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封禁维系了满族、汉族分区居住的民族隔离政策，减少被汉人同化机会，延续了满人风俗和文化。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谕令内阁，指出：”东三省为满洲根本地方，诸宜恪守满洲淳朴旧俗，并力挽渐染汉人习气。近见吉林风气亦似盛京，日趋于下，而流民日见加增，致失满洲旧俗“。担心”吉林风气至于如此，若不亟为整顿，则黑龙江亦必渐染汉人习气，所关甚巨“。封禁也解决了满洲旗兵和旗人生计问题。

　　清统治者在吉林实行的封禁政策，是一种民族自行保护政策。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封禁政策恰恰阻碍了吉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数十年。封禁政策客观上使吉林省特别是长白山区的生态得到保护，这是封禁政策给吉林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