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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刚才梁培宽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当年是将乡村建设作为中华民族自救的途径进行探索的。他认为乡土文明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特色，中国的文化重构和社会转型必须从乡村开始。那么，今天，我们自然要问，乡村儒学和传统文化是怎样的关系，在文明重建和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具有怎样的意义？下面有请赵法生研究员。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从2012年底开始，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织志愿者在圣水峪镇开始了乡村儒学建设的实验。目前，乡村儒学活动已经开展了一年零八个月，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有关乡村儒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仍然需要总结，这对于推动此这一事业的深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梁漱溟八十多年前就已经指出，乡村问题的根子是文化失调和伦理破坏，乡村建设要从重建乡村礼俗开始。这一对于乡村问题的基本判断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梁先生对乡村问题的独到见解基于他对于中国文化特性的深入把握。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伦理本位就是伦理情谊本位，就是文化本位。传统乡村的人生有一套信仰体系或者说价值体系，以敬天法祖为精神寄托，以仁、爱、忠、恕、礼、义、廉、耻为做人信条，以上人生价值赋予了乡村人生活的意义，构成了乡村自治的精神基础。梁漱溟认为乡村的这套文化系统近代以来一直处于破坏和瓦解之中，这是乡村凋敝的关键。与梁先生所处时代比较，儒家文化的传播体系在今天已经破坏殆尽，乡村已经成了真正的文化沙漠。价值真空使乡下人的生命失去了意义，人生没有了方向，人际关系因为失去伦常而紊乱，这是目前乡村社会的最大问题之所在。

　　乡村的问题不仅仅是价值真空，更有人才流失、环境污染和治理紊乱等多种难题，但这一切问题都与乡村的文化问题密不可分，比如农村老人自杀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以及近来频发的乡村刑事案件，这些案件多与家庭伦理失范有关，表明乡村文化与价值重建的紧迫性。但是，乡村价值的重建无法重复历史的老路，在乡村宗法体系和乡绅为主导的自治体系式微之后，乡村文明的重建需要另辟新路。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开始了乡村儒学实验，目的是要重建在乡村的儒家教化体系，但是，这个教化体系的功能并不仅限于乡村，它在城市社区同样有效。依据我们的经验，在城市推广儒学的难度要远远小于乡村。从本质上讲，儒学只有一个，它是不分城乡的。儒学主要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命精神，这个是不分城乡的，仁义礼智信不分城乡的，君子风范也无分于城乡。儒家教化体系一旦形成，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广到城市。那么，为什么要在乡村率先进行乡村儒学的实验呢？

　　首先，因为农村的需求最为迫切，调查中所看到的乡村的伦理现状和老人与孩子们的处境，让我们感到重建乡村的文化生态刻不容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是孔子的人道理想，这一理想在乡村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其次，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儒教文化最重视人伦情谊，将孝悌作为培养仁爱的出发点。乡村数千来年形成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风尚，人也相对朴实厚道，既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又具有复兴儒家教化的优良条件和深厚土壤。现代新儒家有返本开新之说，乡村文明是儒家文化的根本所系，因此，儒家文化的当代复兴应该首先从这里开始。我们在从事乡村儒学的过程中，对于乡村民众伦理情谊重，人生向上之心强的特征也深有体会，我们年底评选好媳妇并让她们佩戴红花上台领奖，一位老大娘就哀叹可惜自己只有两个女儿，没法参加好媳妇评选；我们经常让村民上台诵读《弟子规》，一位小学生便回家教他妈妈识字，说人家的妈妈都能上台背几句，自己的妈妈却因为不识字而不能背，他感到没有面子。这种爱面子其实是一种上进心，体现了梁漱溟说的人生向上的意愿，是教化发挥效力的重要前提。

　　乡村儒学实验的目的在于在建立一套适合于现代条件的儒学传播系统，这一系统以专业化、固定化、常态化、生活化为基本特征。我们将儒学思想变成村民喜欢的课程，再将课程拓展为村民喜闻乐见的系列文化活动。通过课程和文化活动，将儒家思想变成村民的人生信仰，再变成礼乐化的生活方式。这一体系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建讲堂。建立固定的乡村儒学讲堂，形成常态化、定期化的讲堂制度。讲堂是乡村儒学的依托与核心，它首先是个儒家学堂，也是乡村急需的公共文化空间，它在一定意义上又取代了传统乡村的祠堂功能，起着安身立命的作用。儒学讲堂的建立将是儒学开始在乡村复活的标志，它将终结乡村失魂丧魄的状态，重新为乡村注入灵魂。

　　第二，行孝悌。孝悌为仁之本，乡村儒学讲堂开始的话题主要围绕着孝道进行，讲解父母的恩德，行孝的好处，使村民知孝、重孝、行孝。村庄的文化氛围的营造也紧扣孝道主题，对于孝道模范给予奖励，唤醒村民的孝亲敬老之情。来听课的孩子们都有要行孝的作业，在他们心中播下孝的种子。

　　第三，读经典。儒学课堂以讲授浅显易懂的儒学经典为主，如《弟子规》《三字经》等，通过生动活泼的讲解，使得村民明白修身做人的道理并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第四，习礼乐。请礼仪专家来给老百姓讲授和演示一些儒家礼仪，比如成童礼、开笔礼、冠礼、婚礼等，并在课堂上教导乡亲们行礼如仪。乡村儒学听众要向至圣先师孔子行四鞠躬礼，再向讲课老师行二鞠躬礼，青少年还要给在座的长辈们行敬长礼，同时教唱《跪羊图》等孝道歌曲。孔子故里的礼让之风就在这些生活化的礼仪熏陶之中逐渐归来。

　　第五，立乡约。目前乡规民约多是村里单方面提出的对于村民的强制性要求，失去了儒家乡约“齐之以礼”的精神而变成了单纯的“齐之以刑”，村民不感兴趣。我们在试点村的道德重建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开始了乡约试点，其内容主要包括孝道、齐家、睦邻、公益、环卫、持戒、权利等内容，充分体现古代乡约中“道之以德”的精神，将乡约变成村民砥砺道德和人生向上的手段。

　　第六，救孤寡。给村里困难老人发放了生活补助，帮助失学儿童重新入学，请城里的大夫下乡义诊。这些活动拉近了我们和农民的距离，也提高了他们参加乡村儒学讲堂的积极性。

　　第七，营氛围。在村里设立了传统文化宣传栏，墙壁上写上了修身齐家的格言。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定时播放《弟子规》与音乐光盘，使村子浸透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

　　乡村儒学能否真正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将其变成乡村内生性、自发性的教化活动，为此，必须实现由学者主导向村民主导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乡村儒学建设的成败，也是乡村儒学今后努力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