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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下还是为名利做学问
程念祺
http://www.workercn.cn2016-04-12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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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缺乏规矩和法制,人与人、私与公之间,总是存在大片重合的地带。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些重合地带互相激荡冲突。人欲横流而不可遏制,读书人自难免各以其政治地位和背景攫取利益。在这样的过程中,读书人的天下意识,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淡化了

  把学问看得比天大,以天下为课题自是题中之意。反之,以学问为“禄利之途”,难免以课题为天下,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哗众取宠之意。如今,天下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许多利国利民的事都要人去做。若能将对真理的探求放在第一位,那无论做哪一种事业都必然廓然大公

  坊间一则戏说,谓汉唐读书人以天下为花园,明清读书人以花园为天下。戏说像漫画,能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大体上说,汉唐读书人的胸襟,确乎要比明清读书人开阔得多。读书人,有怎样的志向,就有怎样的胸襟。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胸襟自然非常开阔。

  读书人若以花园为天下,其实已容不得天下。说起来,明朝的读书人,虽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努力,却弥补不了他们与汉唐读书人在胸襟上的差距。汉朝司马迁,受了宫刑,能忍辱含垢,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著作《史记》;唐朝李商隐,仕途困厄,却有着“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样的超然豁达,都与当时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有关。这样的胸襟,怎不令人景仰?

  由读书人的胸襟所形成的风气,是很有影响力的。跟司马迁同时代的霍去病,是皇亲国戚,打匈奴立了战功,汉武帝给他盖了很大的宅子,却不肯去瞧一眼,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可不是什么读书人,但那个时代读书人以天下为花园的精神气质,显然也感染到了他。

  然而,较之先秦的读书人,汉唐读书人的胸襟,又有所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具有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面对浩荡水势,孔子的表达是沉静而悠然的。所道出的,不仅仅是对自然力的感叹,更有对历史沧桑的感悟,有一种深刻、苍凉、雄浑而磅礴浩荡的力量。相比之下,唐人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得声势浩荡。但除了对于强大自然力的描绘之外,更多的寄托是个人的狂放和感伤,与孔子不在同一境界上。

  所以,后来就有诗人以“人定胜天”的信念,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在时代的变迁中,新时代诗人显然觉得“手中来”比“天上来”更显得诗情、浪漫和有力量。艺术境界的高低,若非臻于极境,见仁见智的余地,可说是无边无涯的。然而,对于《川上》,即便如毛泽东这样的伟大诗人和领袖,在横渡长江“极目楚天”、抒发雄心壮志时,也还是要借用一番。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与明清时代的读书人不同,宋代的读书人,立志要越过汉唐,直接回到遥远的古代,重新开出一个“内圣外王”的上古三代。所以,宋代出现了一些精神气质上颇有圣人气象的读书人。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是胸襟浩荡!在这样的精神鼓励和引领下,宋代的读书人志在“新民”,教天下人去私,想在克制人的私欲方面找到一条通途,以达致“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想世界。但“人欲横流”的世道之下,仅仅依靠思想上、精神上的说教,又如何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明朝的王阳明,批评宋儒专在知识才能上求圣人,实质上却离圣人越来越远。他深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他提倡“亲民”,说是像普通百姓那样去正常生活,更符合人的本性,不会变得虚伪做作。王阳明把努力做个一般人,作为克服私欲膨胀的方便法门,与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意思其实是相近的。

  但王阳明的努力,仍归于失败。不过,这绝不是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失败。要改变“人欲横流”,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相应的规矩、法制,限制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缺乏规矩和法制,人与人、私与公之间,总是存在大片重合的地带。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些重合地带互相激荡冲突。人欲横流而不可遏制,读书人自难免各以其政治地位和背景攫取利益。正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这样的过程中,读书人的天下意识,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淡化了。

  明朝成化年间,有位僧人曾说,那些读书人,享了多少富贵都不满足,都是到这个世上来讨债的冤孽。也有人总结,那时读书人“宦趣太浓”“生趣太浓”;没了官做,就没得日子过;活得太滋润,就一味贪生怕死。说句实话,我们今天颇为欣赏的明清花园,不就是当时的那些宦趣、生趣太浓的读书人,“以花园为天下”而建的吗?

  说到汉唐与明清读书人的天下和花园,就有人戏言当下的读书人,以三室一厅为天下。仔细想来,这实在是有点过于贬低了。今天的读书人,未必都以三室一厅为天下;即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寸金之地,读书人拥有三室一厅的也相当普遍,与几十年前一家四五口斗室难求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于是,有朋友笑言今天的读书人,是以课题为天下,而不是以天下为课题。这倒并不鲜见。

  较近的例子是,负责《宋史》标点的张家驹先生,人在病榻之上,仍手不释卷,殚精竭虑,直至生命衰竭。可见,张先生把这种标标点点的事,是看得极为重要的。廿四史标点的参加者,视这一工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文化事业,做起来不仅任劳任怨,而且极其认真。今人很难理解,那些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先生们,常常会为了一个字、一个标点的订正勘误,遍查群书,反复论辩。那时候,做这样的工作,不但没有名利,甚至还要被看作是“废物利用”。唯参加标点的人,一个个把学问看得比天大,生怕一字一句之失,或导致千里之谬。

  把学问看得比天大,以天下为课题自是题中之意。反之,以学问为“禄利之途”,读书人难免以课题为天下,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哗众取宠之意。胸襟本方寸之地,贪得无厌,则害人害己。古人云:“欲之为害大矣!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以欲丧身、亡家、失国,若出一辙!”世人以“人心不足蛇吞象”,来形容那些因私欲膨胀而自我毁灭的人,道理就在这。

  如今,天下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许多利国利民的事都要人去做,早就不以科举为目的了。读书人若能将对真理的探求放在第一位,那无论做哪一种事业都必然廓然大公。以天下为课题,读书人胸襟中自有天下。若只是以课题为天下,求名求利,那无论怎样的课题都容不得天下,又哪来的胸襟呢?(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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