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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气壮 借典助理 理从事出
梁衡//www.workercn.cn2013-11-18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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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毛泽东的文章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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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有什么秘诀吗?其实,不是什么秘诀,是规律,是大白话。如果好算是秘诀的话,主要有三条:一是多读书;二是不脱离实践;三是不偷懒,亲自写。

  第一个原因是多读书。

  毛泽东读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读得多。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拿破仑到马克思,什么都读。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

  二是读书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找不到书,他派人到敌占区买。那时八路军驻西安、武汉、重庆等办事处,都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延安买书。解放后他出差,随身的行李首先是一个大的木头书箱。他的住处名“菊香书屋”,藏书9万册。他睡一个大木床,有半个床堆满书,就这样常年伴书而眠。而且为了方便看书,有两个床腿还垫高一拳头,床面左右倾斜。晚年,他患眼疾近乎失明,就专从北大请一个教师来给他读书。他在延安时说过:“我要能再活10年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他去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满管子,醒过来就看书。最后一次阅读是去世前7小时。

  三是认真读,研究,辨析,写了大量笔记、批注。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是不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导者是不合格的领袖。毛泽东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仅《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第二个原因是不脱离革命实践。

  他的文章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写照。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泽东的文章中几乎都写到了。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从建党到建国,他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最波澜壮阔的时期。所以,他的文章不像马恩那样是纯理论,也不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那样还不脱文人相,他深入到军事、政治活动中又与工农更密切地接触。这既丰富了他的思想,也丰富了他的语言。

  第三个原因是亲自动手。

  不管什么样的天才,读了多少书,经历了多少活动,你要转化为文章,还是得亲自去写,多写,常写,熟能生巧,逐渐掌握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亲自动手。他在1948年草拟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第38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他用笔杆子打天下,写公文、论文、新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文体。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现在,西柏坡纪念馆将这些电报装饰成一个大走廊,是一个很壮观的时光隧道,我们走在其中,又回到了那个岁月。读书、革命、写作这是毛泽东三位一体的人生。

  近年来,我们党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改文风的要求,提倡“短、实、新”,去除“假、大、空”。其实,在此方面,今天的领导干部可以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要学做文,先学做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现在的问题是假风盛行,不只是做文假,而且做人假,做事假,假人做假文,假事靠假文。要想恢复好传统,先破这个“假”字。习近平同志指出: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现在,干部队伍中作秀风气很盛。没有学问,装学问,让秘书查典故写稿子,讲话背稿子,急着在报上发文章,出书,写传记,编日记,图虚名。这样何谈写文章,更不可能写出毛泽东式的文章。毛泽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从不作秀,不装,不假。他在八大开幕词中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获得一致好评和热烈的掌声。他不掠人之美,立即说这不是我的话,是一个年轻人,我的秘书田家英写的稿。

  第二条是去读书。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首先应是一个读书人。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乏一些干部本来没有读多少书,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干部或高级干部,到了领导岗位上也不知道赶快去读书补补课,自以为学问也同步见长。还是腹中空空,拿什么来写大文章?读书是获得精神营养,就像吃饭一样,别人不能代替。读书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为政的一部分。古人讲“立功、立德、立言”。

  第三条是亲自动手。如毛泽东要求的不要秘书代劳。特别是署名文章一定要自己写。如果不会写就不要写。现在问题是不少干部,不写文章,却争署名,要留名。抢着发文章,争版面,托人送稿子,拼书出。朱镕基出版他的讲话实录时特别声明:秘书代写的一篇不收。

  当然还有许多,但能先从这三条做起,就很不容易了,就会大有起色。

  民族复兴离不开文风复兴。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溢于言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政而发于文,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民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而且是从根子上出了大问题,就像我们看到远处的树林里冒出青烟时,那片林子已经着火了。

  我们历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现在,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要复兴好的文风,好风凭借力,再用这好风去推动社会改革。

  文风是党风、政风的表现,但它一旦形成就会顽固地影响党风、政风。所以政治改革必先改文风。那么,如何实现文风复兴?关键是两条,一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领导带头。中央要刹吃喝风,立即就刹住了。说明并不难,但要真抓,还要上面带头。比如当年毛泽东就真抓。说“党八股”是又长又臭的裹脚布,是个瘪三,瘦得难看。多次下发文件,要领导干部亲自写公文,痛批坏文章,毫不留情面。

  有一次,他看了一些会议文件,不满意,大怒。他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这样严厉地要求下,对坏文风可以说是“露头就打”,未能有太大的泛滥。而现在坏文风已是沧海横流了,如果毛泽东在世还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现在必须认真对待,就是拿出百倍的力气,也许才能收十分之一的效果。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压题图:《万类霜天竞自由》,籍忠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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