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原件）

拍卖公司公布的拍品照片

　　2014年6月23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一批近现代名人物品亮相上海春拍鲁迅手书信札8万元起拍》，报道称：上海敬华拍卖公司春拍推出了两封鲁迅写给政界名人洪兰友的信。文章同时还配发了其中一封信的照片，从照片中，大致可以看出信中的内容：

　　兰公：

　　看到来信所述的方法，“无处不是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六个和……）”，我觉得“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在“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时候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轻于一掷”无效的。但其间自然免不了“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六个并……）”，可是只好便与这“苦闷……”反抗。这虽然近于劝人耐心做奴隶，其实很不同，甘心乐意的奴隶是无望的，但若怀着不平，总可以逐渐做些有效的事。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爱作短文，爱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至于不可究诘者焉。

　　鲁迅三月十日

　　就是这封信，引起了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陈漱渝先生的注意，凭着多年学术研究的经验，他觉得这封信非常眼熟。

　　拍品内容与《两地书》重合

　　陈漱渝先生为记者展示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的《两地书真迹》，找到了1925年4月14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信中的黑体字部分与拍品照片文字重合）：

　　广平兄：

　　有许多话，那天本可以口头答复，但我这里从早到夜，总有几个各样的客在座，所以只能论天气之好坏，风之大小。因为虽是平常的话，但偶然听了一段，即容易莫名其妙，还不如仍旧写回信。

　　学校的事，也许暂时要不死不活罢。昨天听人说，章太太不来，另荐了两个人。一个也不来，一个是不去请。还有某太太却很想做，而当局似乎不敢请教。听说评议会的挽留倒不算什么，而问题却在不能得人。当局定要在“太太类”中选择，固然也过于拘执，但别的一时可也没有，此实不死不活之大原因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可耳。

　　来信所述的方法，我实在无法说是错的，但还是不赞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计，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见。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即有一两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甚严，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假使连接而起，自然也就好得多，但怕没有这许多人；还有，此事容易引起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党人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党人之间，也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堕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就不大赞成。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常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我不愿意，由他去罢。

　　“无处不是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六个和……）”，我觉得“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在“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时候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轻于一掷”无效的。但其间自然免不了“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六个并……）”，可是只好便与这“苦闷……”反抗。这虽然近于劝人耐心做奴隶，其实很不同，甘心乐意的奴隶是无望的，但若怀着不平，总可以逐渐做些有效的事。

　　我有时以为“宣传”是无效的，但细想起来，也不尽然。革命之前，第一个牺牲者我记得是史坚如，现在人们都不大知道了，在广东一定是记得的人较多罢，此后接连的有好几人，而爆发却在湖北，还是宣传的功劳。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爱作短文，爱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至于不可究诘者焉（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颇大”耳。）

　　前天仿佛听说《猛进》终于没有定妥，后来因为别的话岔开，没有问下去了。如未定，便中可见告，当寄上。我虽说忙，其实也不过“口头禅”，每日常有闲坐及讲空话的时候，写一个信面，尚非大难事也。

　　鲁迅四月十四日

　　两相对比，拍品中除了信的抬头和第一句话“看到来信所述的方法”，其他内容与鲁迅致许广平的信全部重合。

　　鲁迅先生会把给许广平的信再抄一份给洪兰友么？

　　“兰公”与“小鬼”

　　信中的两个称呼也让陈漱渝先生感到费解。

　　信的抬头“兰公”，据报道说是指民国政界名人洪兰友。按当时的习惯，“公”一般是称呼比自己年纪大的、威望比自己高的“先生”的敬称。据网上有介绍说，洪兰友比鲁迅小19岁，以鲁迅的性格推测，对于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而且长期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人，是不会用“公”这样的敬称的。

　　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每天交往的人名，但查《鲁迅全集》的附录《鲁迅日记人名索引》，在鲁迅日记中记录过的、与鲁迅先生有所交往的2000多人中，并没有这位“兰公”洪兰友。

　　“鲁迅与受信人洪兰友任何关系都没有。”陈漱渝先生说。

　　但以鲁迅称其为“兰公”和“小鬼”来看，二人关系应该相当亲密，鲁迅先生不应该在日记中一次都没有记录。

　　相反，“小鬼”一词是许广平在鲁迅面前的自称，同时是鲁迅先生对许广平的昵称。查《两地书》，这个称呼比比皆是。

　　“实在欺人太甚！”

　　最近几年，随着名人手迹市场行情“涨声四起”，模仿民国名人信件、手迹的人也多了起来，但很多是模仿名人的口气和笔迹，特别是名人的笔迹，很难判断是否是原件。但像这样用鲁迅先生的原信加上一个受信人的名字，就当原件拍卖，“实在欺人太甚！”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诚信。陈先生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两地书真迹》的出版说明中介绍，《两地书》有三个稿本：一是1925年3月11日到1932年11月26日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原信；二是1932年鲁迅与许广平将过去的通信增删修改，编为《两地书》，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三是有了周海婴之后，鲁迅又将《两地书》用工笔楷书录存了一份，并在《两地书》序言中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后来陆续出版过很多版本的《两地书》，但原始版本都是这三个。

　　据陈漱渝先生介绍，1938年鲁迅刚刚去世的时候，许广平就准备出版《鲁迅书简》，家属和朋友们纷纷把鲁迅先生给他们的信件交给许广平。1949年之后，许广平把鲁迅手稿（包括书信）分别捐献给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后来这三个单位开始系统收集鲁迅的手稿、书信，经过几十年的收集，“私人手里的不是没有，但学术单位都知道，鲁迅书信流失在社会上的几率很小。”陈漱渝先生说。

　　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拿着珂罗版印刷的鲁迅书信复制件找到陈漱渝先生，准备当做原件卖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珂罗版与原件相差很大，专家一看就应该能看出来。个别公司虽然也请了专家，但当面对利益的时候，专家的意见也会被忽略。这才是这个行业最大的隐忧。”陈漱渝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