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棱镜门”在全球持续发酵，世界舆论纷纷指责美国政府“伪善”“侵犯人权”之时，一些业内人士却将注意力投向了斯诺登的身份——情报承包商雇员。

　　“棱镜门”爆发时，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已经在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公司工作三个月。该公司成立于1914年，1940年开始为美军服务，帮助“为战争及战后和平做准备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公司的业务已经拓展到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情报业务领域，该公司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全源情报分析、威胁评估、行动支援等方面的承包服务。

　　事实上，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只是情报承包大军中的一员。“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情报的需求量大增，私人公司借此契机在情报界日益发展壮大。据报道，私人公司已经在美情报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情报承包商提供的服务已经涵盖情报部门大部分的日常业务及部分核心业务，中央情报局50%至60%的核心业务由承包商负责。

　　除了正常的承包业务外，情报界和私人公司之间的“旋转门”现象也十分常见。美国现任的国家情报主任詹姆斯·克莱珀在上任之前，也曾在地球之眼卫星公司、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公司等公司任职。在承包商看来，这些人员“理解政府的决策流程”，可以向情报承包商提供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加固情报机构与承包商之间的纽带关系。

　　具体而言，私人承包公司可以从三个方面让美国政府获益：一是克服人员缩减带来的不利影响。“9·11”事件以及之后的全球反恐战争，都暴露出美国情报机构在人力资源上的严重短缺。“持久自由行动”初期，联军指挥官就表示，情报人力资源的短缺“增加了整个作战行动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雇佣情报承包商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弥补情报机构人力资源的不足，并且不会破坏情报机构现有的人力资源结构。

　　二是获得先进的技术和情报技能。美国情报学者布鲁斯·伯尔考维茨和阿兰·古德曼就表示：“通常情况下，私营部门的技术比政府情报组织的更先进，私营部门可以迅速向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另外，“情报界首脑逐步认识到，绝大多数专家正流入私营部门，只需要通过承包而非使之成为专职雇员就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技能”。为此，美国政府逐渐成为私人公司的“消费者”，以满足日益迫切的技术和技能需求。

　　三是增强情报机构在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上的灵活性。伯尔考维茨表示，“情报机构通常是等级森严、线性的和孤立的。这种模式在冷战时期面对单一威胁时运作情况良好。然而在今天，当情报机构需要监视的对象不再是苏联，而是从各种不可预知的领域不断出现的威胁时，这套体制就显得太过僵化了”。事实证明，和政府的情报机构相比，私人公司在雇佣人员、技术等方面运作更为灵活，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重新定位。雇佣“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承包商，在一定程度上将弥补美国情报机构应对多样化威胁能力的不足，从而提升情报机构的灵活性。

　　虽然私人公司能帮助情报机构缓解当前面临的各种难题，但是由于这一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发展并不成熟，情报承包商的问题层出不穷。“棱镜门”以及先前爆发的伊拉克“虐囚门”，都折射出美国政府在监管能力上的不足和相应体制设置上的漏洞。和一般的政府承包商相比，情报承包的项目更加敏感，需要更高标准的监督和管理体制，但很明显的是，美国政府目前在这方面能力仍有所欠缺，可以预见，“棱镜门”只是拉开了此类问题的序幕，未来或将有更多的“斯诺登”走向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