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是我军的特有优势，这一传统是我军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被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无数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正是由于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军，我军才得以在87年的革命征程中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历经考验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本版“历史与今天”栏目推出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研读我军政治工作史书时，由两则史料引发的思考和感悟。作者的所思所感对我们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主席强调要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编 者

　　近日阅读我军政治工作史书，有两则史料感到很有价值，给人很多启发和思考：

　　一

　　1929年9月1日，陈毅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写过一份《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红四军组建一年多来党的建设基本情况，其中很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红军中政治干部与军事指挥员之间关系的状况。原文如下：“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前委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4种方式：一，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人员权力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才了。”陈毅在报告中讲到的江西红军二、四团，是江西吉安农民起义组建的部队，此时还未隶属于红四军领导。这两个团处理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的关系做法，毛泽东同志1929年6月14日写给林彪的信中有详细的描述：“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原件如此，可能是指花名册说的）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我军在初创时期就明确了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实行的是不同于旧军队单一军事指挥员负责的“两长制”。但怎样在军队建设实践中有效落实党的绝对领导、怎样处理党委领导与军事、政治首长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制度设置得很完备、思想认识很统一。

　　在古田会议即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之前，红四军第七、第八次党代会，争论激烈、难以达成共识的主要问题是红军到底归谁领导、听谁指挥？毛泽东当时就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列举的4种方式中，“结发夫妻式”，是政治干部和军事指挥员两个人的领导，不是党的集体领导，军政首长谁都可以说了算，又都想说了算，难免“天天吵架”。“姨太太式”，是事实上的军事指挥员“一长制”，政治干部只是副职的角色。让军事指挥员听命于政治干部的“父子式”，是事实上的政治干部的“一言堂”，同样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领导。只有第四种，军事指挥员与政治干部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才能解决许多纠纷，划分清楚职权。陈毅当时认为比较好的第四种方式，就是我军从古田会议之后一直坚持、不断完善的根本领导制度，即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这一制度的基本要义有3个方面：一是党委统一领导。即党委对所属单位的一切组织、一切人员和一切工作实行全面领导。这是规定党委领导的范围和权限。二是党委集体领导。即凡属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民主讨论、集体作出决定，不得由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这是党委决策的原则。三是首长分工负责。即党委决策之后，由军政首长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贯彻执行。这是党委决策的执行方式。概要地说，我军的领导体制是整个部队在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之下，党委的决策由军政首长分工负责抓好落实。军事、政治主官同为部队首长，共同对党委和本单位负责。一方面，军政首长按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共同抓好党委决策落实；另一方面，军政主官又可以相互提醒帮助，互相监督制约，谁想要个人说了算就会处处不方便，能够有效防止出现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现象。这种领导制度，是我党我军在长期建军治军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出来的独特创举，是有效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制度设置。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在于，它结合了委员会制和首长制两种制度的优长，使党的组织结构与军队体制编制有机融合，实现了党的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内在统一，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党委决策的正确性和执行的快捷性。

　　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打的是信息化战争，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还搞党委集体领导容易贻误战机，妨碍指挥员的果断指挥，因而对现代战争中要不要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持怀疑态度。对此，习主席多次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和传统法宝，是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和重要政治优势。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么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么调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丢掉了这一条，军队就会变质，就不可能做到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笔者认为，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理所当然包括对作战问题实施统一领导。这不仅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原则问题，也是保证我军作战指挥决策科学、能打胜仗的制度优势。我军各个战略方向需要准备应对的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参战力量多元、组织指挥关系复杂、联合协同要求高、政治外交敏感性强，更需要加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才能确保参战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我军的作战指挥体制，在坚持党委集体领导的同时，赋予了指挥员临机处置的应有权力，加上有新建成的一体化信息指挥系统为依托，完全可以适应现代战争情况瞬息万变的新要求，实现快捷高效指挥。

　　二

　　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很快就发现行不通，不到两个月就又恢复了。当时，为什么要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后来又是怎么恢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和《黄克诚传》等书籍记载了这一历史过程：

　　“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进行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共谈判时，国民党代表一再提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要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由国民党向红军派出辅佐人员和政训人员。因为蒋介石非常明白，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是共产党实现对这支队伍绝对领导的可靠保证。他知道，只有削弱红军的政治工作，才能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最终达到吃掉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也看清了蒋介石的这一企图，所以谈判中中共代表非常坚定地表示 ：政工人员不变，要设政治机关。斗争非常激烈，国共双方都很坚决，根本谈不拢。最后，为了联合国民党一致抗战，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作了策略性的暂时让步，同意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但坚决拒绝国民党派政训人员到八路军来。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3个师和1个后方留守处，第115师，林彪、聂荣臻任正副师长，罗荣桓、萧华任政训处正副主任；第120师，贺龙、萧克任正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甘泗淇任政训处正副主任；第129师，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宋任穷任政训处正副主任。八路军和各个师旅团都没有编配政治委员，师以下也不叫政治部，改称政训处。当时，党委制还是坚持和健全的。红军改编时，中共中央对在八路军中坚持党的领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决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指导全部的军事、政治及党的工作。师团两级及总部、师直属队，则组织党务委员会。连队建立党的支部。中央还决定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八路军的前方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为委员，代表中央对部队实施统一领导。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刚满1个月，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第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漂亮仗，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一部1000余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场大胜仗，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全国军民为之振奋。朱德和任弼时指示八路军总部机关，立即下部队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诚受任弼时的指派，主要下去调查研究部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情况。

　　9月26日，黄克诚带工作组来到第115师驻地河边村，他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后，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有没有受到影响。黄克诚同志先同旅团领导座谈，然后到第343旅第685、第686团的部分营连检查了解情况。这两个团都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老部队。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就是这样一支好的部队，与改编前相比，作风明显变得松垮，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有的以国民党的委任为荣，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黄克诚将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后，向林彪、聂荣臻和罗荣桓做了汇报，并明确提出恢复政治委员制、开展反对军阀主义的建议。林彪等也对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后出现的问题表示忧虑，同意黄克诚的看法，并嘱咐黄克诚回到总部后反映他们的意见。

　　黄克诚回到总政治部后，汇报了林、聂、罗对部队目前政治工作的意见和他检查第685、686团了解的情况，明确提出恢复部队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的建议。任弼时听后让黄克诚立即就了解的情况和建议整理一份电报发中央和军委。

　　1937年10月19日，经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审定签署，这份电报发往中央。电报原文摘要如下：“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为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各级积极从组织上得到适当的解决，以红军的传统，并以此传统影响友军。”“组织的具体改变如下：一、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二、估计到山地游击战争任务和方式，部队分开活动，旅应设政治处，负责全旅政治工作之领导。三、各营独立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营党代表或教导员指挥之下，进行政治工作。四、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五、军政委员会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

　　10月22日，电报发出3天后，张闻天、毛泽东即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明确指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10月24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转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在军队中领导的决定的命令：“1、为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保持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以此推动全国抗日军队之改进，特决定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及独立营设立政治委员。2、各师政训处立即改为政治部，各团政训处改为政治处，其职权和工作与过去政治处同，旅设政治处，由政委兼主任。”10月28日，朱德等下达了关于八路军3个师政治委员的命令：聂荣臻为第115师政委，关向应为第120师政委，张浩为第129师政委(后邓小平)。同月，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还任命了各旅、团的政治委员。

　　读这段历史，笔者不禁有这样的感慨：延安时期党中央和军委总部做出重大决策的胆魄之大和效率之高，总部机关下部队调研之深入和善于发现问题、当好参谋的能力之强。总部的一位二级部长带工作组下部队调研半个多月，能敏锐抓住部队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事关全局的有价值的建议。中央收到电报后，迅即采纳部队意见，3天就复电作出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重大决策，八路军总部在几天之内就作出了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具体部署并下达了各师旅团政委的命令。如此上下同心，雷厉风行，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办不好？

　　这段历史同样说明，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体系必须全面坚持，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我军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实践已充分证明，没有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制度，就无法保证党委对部队实行统一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整套制度，是有机联系、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科学严密体系。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一，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这在制度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是终极目标。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民主集中制在军队的具体运用，是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在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三，在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确定专门组织实施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首长机关，是落实其他制度的重要组织支撑。四，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掌握士兵和群众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整个制度体系的坚实根基。这些制度上顶天、下立地，横到边、纵到底，为实现党对军队实施独立、直接、全面的领导提供了坚如磐石的制度保证。不论什么时候，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都必须全面落实。

　　三

　　现在部队有的同志对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政治干部的地位作用认识不清。有的认为军事、后勤、装备干部都是党的干部，都听党的话，都能做政治工作，没有必要搞那么大的政治机关、配那么多的政治干部。有的说，美军没有政治机关、政治干部，还不是照样打胜仗？回顾我军成长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政治干部的重要作用是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形态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本质，武器装备的发展并没有改变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物的规律，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并没有改变战斗精神在制胜因素中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信息化战争中，军事从属于政治的特性更加明显，先进武器装备的巨大威力更凸显培育强大战斗精神的重要，打赢现代战争更需要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使命更加光荣。尽管军事、后勤、装备干部都有做政治工作的责任，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繁重任务，决定必须有专门机构和力量来专司其职，否则，政治工作就容易落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会受到削弱。

　　（作者单位：总政治部）

　　题图：矗立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上的雕塑《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本报记者 孙学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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