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恩平

　　戏剧理论家安葵著《戏曲理论建设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8月版）不仅集萃了新世纪10余年间他对戏曲理论研究成果，而且也烛照出他自大学毕业后，50年来砥砺戏曲理论和民族文化的学术坚持与建设自觉。

　　1913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问世，以这部戏曲史开山之作为标志，中国现代戏曲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在中西思想的碰撞与交汇中，走过百年跌宕。安葵从容勾勒了中国戏曲自元杂剧成熟以降的理论化育及其嬗变轨迹，如元代以散珠碎玉的文艺批评为古典戏曲理论初开萌芽；明代在曲词性情与格律圭臬之间论争纷起而各竞风流；清代则走向演出在舞台与案头上的统一，审美在雅俗共赏中的谐调，并基本完成了对古典戏曲理论的系统化总结；及至近现代，中国在历史大变局和西方思想观念冲击之下，戏曲生存及其价值审辨经受了冰火成毁、中西融通的艰难历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戏曲在全球化、多元化景观中破中求立的探求。正如安葵所言，这一“伴随忧患意识前行”的时期，固然在理论建树和艺术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任重道远。

　　安葵以点睛之笔，指出了史上关于戏曲创作、演出和本体诸层面具有创见性的各种学说，如汤显祖的“灵气”说、李贽的“化工”说、沈璟的“格律”说、吕天成的“双美”说、王骥德的“虚实”说、李渔的“结构”说、王国维的“意境”说、张庚的“剧诗”说以及黄佐临的“戏剧观”说等。戏曲理论史上这些带有民族文化底蕴、时代气质以及艺术家、学者个体体悟的心智发明，或有偏颇，或欠完备，但弥足珍贵，是我们建立新学说、新体系的有本之木。安葵认为，中国戏曲理论建设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即古典戏曲理论阶段和戏剧理论现代化阶段，但尚未形成“中国自己的现代戏曲理论体系”，眼下，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唯“西”是瞻。安葵进一步指明，我们必须在实现古典戏曲理论的现代转换、借鉴外国戏剧理论的有机扬弃和研究中国戏曲实践的经验得失中，三位一体地开辟戏剧理论建设的格局气象。这确是中肯之见。

　　安葵论述质朴而诚挚明达。这也许跟他当年治学之始，关注重点便切入当代戏曲理论与创作有关。安葵曾出版过许多作家作品论著，如《当代戏曲作家论》、《新时期戏曲创作论》、《昆曲创作与理论》等，也很早便写过《戏曲拉奥孔》这样的跨文化比较论著，而《戏曲理论建设论集》中的篇章有关作家作品的精彩论述也俯拾皆是，这使得他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种思辨的严谨兼气韵的生动。他不独观照于宏观架构，对微观肌理也颇多独到的思考与建言。比如，他立足于中国的精神传统和国情实际，一方面钩沉激活出“关目”“程式”“脸谱”等古典戏曲中有争议但仍具独特创造与审美价值的理论维度；另一方面也在戏曲“危机”“非遗”传承、作品创新等积久话题的热议中指出，理论建设与艺术建设必须落地于政策制度与具体实践的保障和推动。

　　当前，戏曲实践屡屡出现以“新奇”为创新、以“保守”为守成的现象，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也正端现了戏曲理论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安葵对自己的期许是“从实践中探真知，经积累而求建树”。这部《戏曲理论建设论集》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