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内在竞争机制主要是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即企业产权制度和价格决定机制，回答了谁在竞争和怎样竞争，这更多是微观主体通过竞争达成秩序，国家给予法律的保护和明确。而市场外在的竞争秩序有两个，一是道德秩序，二是法律秩序，这两方面靠市场本身很难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和政府的自我加压和率先垂范。

　　“中国为何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盲目竞争的结果？还是政府计划导向所致？现在中国产能过剩好像是传统产业过剩，实际上根本不是，越是新兴产业产能过剩越严重。如果以80%作为产能过剩的标准，我们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当部分产能利用率一般不到50%。”5月18日，在第二届民建城市发展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的观点引人注目。

　　从企业改革为主转为政府转变职能为主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市场、政府与城市资源配置。作为第一位演讲嘉宾，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以“京城四少”名扬经济界的刘伟告诉与会者，“国家干预著名的始于美国，罗斯福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使美国最早走出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从而奠定了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上的正统地位。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失灵。”刘伟笑言，“到底是大政府小市场，还是大市场小政府；是强政府弱市场，还是强市场弱政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来都是中外经济学争论的永恒话题。”

　　具体到我国的现实，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出发点是大政府、强政府和弱市场、小市场，“可以说前三十几年我国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培育市场，改革的核心环节是培育市场主体，换句话说，我们是以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为经济改革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历次改革或者调整，解决的核心问题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刘伟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以企业为核心的改革走到今天，现在是企业改革不够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够呢？”刘伟自问自答，“下一步，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恐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职能的转变成为了关键，这是历史性的变化。因此，我们今天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前三十几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又是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历史内容的话题。”

　　政府投资是我国反危机的重要优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刘伟的解读是，“资源配置从经济学角度讲，主要是微观问题。这句话意味着，在微观上我们要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少干预厂商行为，政府制定规则，企业依法纳税、合法经营，然后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这是企业自主权。政府主要管宏观。”刘伟提醒，“政府主要管宏观，并不是说，微观完全不管，不能绝对化，微观领域有垄断行为，政府必须要反垄断。”

　　宏观管理包括总供给和总需求，刘伟认为，政府干预更多是总供给，而不是总需求。“需求是购买力，比如北京市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居民收入，北京市民不一定在北京花，他可能出国，扩大半天内需，刺激了别人的市场。消费需求千变万化，政府根本管不了，连统计都有困难，现在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统计只有四大项，许多服务性消费没纳进去。”

　　政府管供给主要管什么呢？刘伟进一步解释，不能管具体项目和具体生产，而是管住供给质量和安全标准。“中国没超越供给创造需求的时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只要生产出来就有消费，关键取决于是否能生产出新的优质产品。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能不能真正生产出来好产品，连奶粉都跑到香港买，老说内需不足，吃的东西都不安全，谁敢消费呢？还是供给不足。”

　　刘伟还表示，除了管住供给的质量和标准，政府要尽可能不提供私人产品，多提供公共产品。“经济学定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很清楚，公共产品第一没有排他性，第二没有抗争性，如同公海上的灯塔，不管经过多少船只，既不影响成本，也不影响别人共同使用。”刘伟指出，我国公共品的匮乏程度和我国的经济地位以及现代化的要求，相差非常大。环境治理，这是公共品；道路拥堵，这是准公共品；城市病多一半都是公共品的供给不足。政府投资应该集中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市场能够提供的私人产品，政府尽量不要干。

　　针对许多人提出政府应从投资中退出，刘伟态度鲜明，中国的问题不是政府投资高，而是政府投资应该干什么，应该做公共品。“中国经济的特点和西方不一样，我国经济多年持续高速和均衡增长，很重要一点是政府在投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许多西方国家羡慕我们，认为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投资对市场失灵起到非常大的缓解和克服作用，这是我国反危机的重要优势，不能简单否定。”刘伟还认为，强调中国经济增长，要强调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进出口三者均衡，“过去我们强调投资，这些年强调消费，这在不同时期可以有特殊考虑，正常情况下应该同步发展。”

　　转型期更需彰显法治精神和核心价值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突出，对此，刘伟并不回避，并对政府角色有更多的期待。“中国现时国民收入分配矛盾极其尖锐，政府更应在国民收入分配特别是再分配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据介绍，我国国民收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问题：宏观上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多年来增速最快的是财政收入，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中国消费需求长期疲软，一个重要原因是分钱时大头给了政府和企业，它不主要用于消费。中观上，收入差距还有地区、产业、城乡结构的不同，如中国城乡差距差不多是三倍上下。微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最近10年都在警戒线以上，收入差距过大，肯定降低消费倾向。“这些问题靠市场解决不了，必须靠政府，政府要在分配特别是再分配领域有所作为，生产领域要更多交给市场。”刘伟表示。

　　目前，刘伟最关心的是政府应该着力于市场外在竞争机制的培育。在刘伟看来，市场内在竞争机制主要是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即企业产权制度和价格决定机制，回答了谁在竞争和怎样竞争，这更多是微观主体通过竞争达成秩序，国家给予法律的保护和明确。而市场外在的竞争秩序有两个，一是道德秩序，二是法律秩序，这两方面靠市场本身很难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和政府的自我加压和率先垂范。

　　刘伟引用了孟德斯鸠的名言，一个民族不在于有没有法律规定，而在于有没有法治精神，“转轨时期往往最匮乏的就是法治精神，我们有很多立法，法律的不完善可以慢慢修改，但立法者、执法者要带头遵守法律。”讲到道德秩序，刘伟也有一肚子的话，“传统社会的道德秩序是忠诚，忠诚的核心是牺牲自己，服从别人。现代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诚信，借贷、商品、买卖、货币、契约等全是信用关系，取决于你对社会负责任的能力。我国正好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的特点是，以忠诚为核心的道德大厦动摇了，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大厦还没建立，使得一些人在道德领域，既不讲忠诚也不讲诚信，它讲放纵。匡正主要靠政府，不能靠盲目分散的市场，市场在这个时候是失灵的。”刘伟指出，一方面，我们要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法制，让任何欺诈和失信行为在法律上付出足够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