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了今天实体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因此，实体经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

　　主持人：在您看来，导致当前实体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迟福林：在我看来，这不是哪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运行中仍存在的某些突出矛盾与问题。2016年2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断崖式下降，从2015年底的10.1%直接降到6.9%；2016年1月至8月，同比名义增长仅为2.1%。此后开始逐步回升，但直到2017年11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也未能达到全国平均投资水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意愿低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体经济成本过高，包括税费、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用能、物流成本等。从“三去一降一补”到“破、立、降”，降低成本任重而道远。为此，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求，采取各种措施“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以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

　　二是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障碍依然存在，“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忽隐忽现，石油、通讯等领域社会资本难以进入。这就需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三是产权保护政策尚未得到很好的落实，一些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不稳。为解决好这一问题，当前相关方面正在“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以落实中央产权保护政策，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主持人：您深入剖析了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挑战。确实，在内外环境相互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那么，您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前景怎么看？

　　迟福林：在我看来，我国发展高水平的实体经济，面临着新的历史性机遇。经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历史性特点。

　　一是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2017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占比达到52.9%，预计到2020年有可能接近或达到60%。在服务型经济比重不断提升的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助推产业变革的新动能。

　　二是消费结构正由物质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型。估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消费时代”，为全球尤其是欧美提供了经济合作的巨大市场空间，也为我国发展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是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预计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由2016年的57.35%提高到60%以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并进的趋势明显增强。

　　四是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将由2016年的18%提高到20%以上。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未来几年，发展服务贸易成为我国开放转型的突出特点和重大任务之一。

　　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契机，要在鼓励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推动实体经济的优化升级。实体经济优化升级做得好，实现高质量增长就有重要前提，就能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制造业优化升级：将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主持人：是的，我国实体经济有着巨大的优化升级潜力。那么，要释放这些潜力，您认为重点何在？

　　迟福林：推进实体经济高水平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既要通盘谋划，又要重点突破。在我看来，发展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关键和重点都在于发展制造业，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主持人：为什么说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的关键和重点都在于发展制造业？

　　迟福林：第一，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决定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我国的实体经济，目前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迅猛。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GDP比重达到30.3%。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三去一降一补”，更多的是针对这些制造业。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州视察徐工集团时又提到，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

　　第二，制造业优化升级决定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当前，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可用9个字概括，“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尤其是服务型制造业发展势头相当猛，从3D打印机到工业机器人再到人工智能，势头不可阻挡。

　　在美国，制造与服务融合型企业占制造企业总数的58%。在德国，有两个“70%”：服务业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的发展，制造业要着力在“服务化”三个字上下功夫。强调“服务业主导”，不是不要制造业，而是要以研发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大力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就是说，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关键在于研发能力，重点是核心设备和核心技术。

　　第三，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决定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以东北振兴为例，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有基础、有条件，问题在于能否抓住机遇，加快推动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优化升级。我在前不久的东北振兴论坛上提出，东北的出路在于依托国内巨大的市场，大力发展制造业，大力提升制造业的水平，尤其是装备制造业。2015年辽宁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2.5%，装备制造业的利润总额占比为49.5%。装备制造业是东北地区的传统产业，更是优势产业，完全有可能通过优化升级，达到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而主张东北发展轻纺业的建议则值得商榷。

　　创新驱动：释放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

　　主持人：看得出，您对发展制造业还是充满希望和期待的。这给各方一个很好的预期。那么，着眼于高质量发展，我们发展高水平的实体经济，您认为最大的动力何在？

　　迟福林：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工集团视察时指出，“发展实体经济，就一定要把制造业搞好，当前特别要抓好创新驱动，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我国进入发展新时代，强调“创新”，抓住了关键点。

　　近几年，我国在发展信息技术与先进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某些产业世界领先。但是，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里，有两组数据很重要。不久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全球排名第22位。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我们在监管环境、高等教育、单位能源GDP贡献量等指标中排名靠后。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还依赖于国际市场。最近几年，互联网、大数据正在引领制造业优化升级。未来5至10年，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正需要自主创新这个强大的“中国发动机”。

　　主持人：是的，我们要是把创新这个第一动力释放出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就不可估量。您认为怎么才能释放这个第一动力？

　　迟福林：在我看来，人才是创新的第一源泉。目前，我国人才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各种制约因素还比较多。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例，“新兴技术+操作人才”严重短缺，“技术+管理人才”更是一将难求。由此看来，自主创新的关键是尽快培养人才，尽快形成人才支撑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

　　以教育为例，教育体制“考试型、封闭式、行政化”的特点在一些地区还比较突出，导致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企业招工难。我们急需的工匠型人才、技师型人才短缺，这是制约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推进教育改革，调整教育结构，是释放创新这个第一推动力的根本所在。这些年来，我一直呼吁教育需要第二次改革，要从“考试型”向“能力型”转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大力培养大国工匠，培养技术型人才。我认为，这是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